项楚：谁还敢说敦煌研究在外国

项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开栏的话

　　《理论大家》栏目，把目光锁定于一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在名利至上、娱乐流行、社会浮躁、价值观混乱的氛围中，或许其中有些人一辈子默默无闻，或许其中有些人的事迹鲜为人知，但透过他们的学术贡献、精神锋芒和大家风范，您一定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观点已经影响着我们的今天，他们的研究正在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成果不断开启着人类的未来。我们将讲述的，您不可错过的，是这样一群人的学问人生。

　　1900年5月21日，当道士王圆录挖开莫高窟七佛殿下第16号窟的积沙时，一座举世瞩目的辉煌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惊现于世人面前。此后百年间，一个全新的学科“敦煌学”被中外学者争相开拓。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敦煌学研究已显落后。上世纪初叶，陈寅恪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哀叹；及至上世纪70年代，仍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评价。

　　1980年起，日本著名的汉学权威入矢义高连续4年研读王梵志诗，并准备对我国当时新近问世的有关王梵志诗的著作展开全面批判。为此，项楚教授加速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初稿的主要部分（约50万字），提前手写影印，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日本学者一见，钦佩不已，一场即将发动的批判随即偃旗息鼓。入矢义高转而发表书评称赞道：“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此一役奠定了项楚在世界敦煌俗文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季羡林回顾此事时说：“项楚教授对王梵志的研究，就曾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项楚教授在敦煌语言文学等领域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处于国际敦煌学界的领先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困局，使我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项楚教授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敦煌学，在其他领域也有开拓性贡献：如他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界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研究的先河，堪称将佛学材料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典范；他突破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格局，从更深的层次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他开辟了俗文化研究的崭新领域，其《寒山诗注》等一系列俗文学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改变了我国文学研究中漠视俗文学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他领导的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在俗文学、俗语言和俗信仰3个方向都取得了一批突出的前沿性成果，并正在向纵深发展。

　　宛如醇酒之愈久愈香，项楚教授的人品也是岁久弥光。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宽厚慈惠、温良恭俭、慎言端方。虽然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可是在同事和学生眼中，他“没有一点儿架子”。今年，逢项楚先生70岁寿辰，“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闻讯而至，同贺华诞、再叙敦煌情。这位敦煌学泰斗身着T恤长裤出席，亲和之至，宛如“邻家老伯”。

　　“老师一贯低调，宁静淡泊”，项楚先生弟子、四川大学周裕楷教授介绍道。不仅如此，项楚还希望他的弟子们都能做“月光童子”。“佛经中，当月光童子心如止水，修行入定，他便化为一汪清水；一日，当月光童子变一汪清水之时，一小和尚往清水里扔进一石，月光童子颇觉难受；第二日，月光童子又变为水，小和尚从水中取出石头，月光童子重新变回了晶莹澄澈的清水”，周裕楷说道，“治学中，那个石子就是外界的诱惑，老师要我们做到心如净水，不藏瓦砾”。他认为，在学术界日益浮躁的今天，这种境界更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