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如何调整――访易富贤博士--香港《经济导报》

 人口政策如何调整――访易富贤博士

 本报记者    朱毛斋

 “从上月底公训牡诹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作出调整了！”5月8日，远在美国的易富贤博士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表示。

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的易富贤博士1988~1999年曾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系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着有《大国空巢》等专着和系列文章，亦是《博客中国》等网站活跃的博主。作为记者的老朋友，易富贤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押螅先后通过电话和EMAIL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最新人口数据进行了点评，并主张应及时调整中国的人口政策。

 数据有重报中国人口逼近负增长

 “从人口总数来看，这次普查存在严重的重报，但生育率数据比较准确。”当记者问及他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总体评价时，易富贤博士直接表达了他的观点。易富贤认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训0~14岁人口，可大致推断中国1996年以来平均生育率在1.3、1.4左右。这与上次人口普查以及历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基本一致，可以说生育率数据比较准确。

易富贤同时指出，从人口总数来看，这次普查存在严重的重报。据他介绍，他用四种方法分析过，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7~12.9亿，根本不可能有13.397亿。比如，在这次人口普查中，15~5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962亿人。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5~4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398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2000年之后一个都没死，在这次普查中还额外多出564万（9.3962亿－9.3398亿=564万）！

易富贤表示，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被公认是准确的，那2010年总人口=1990年总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990~2010年增加人口=出生－死亡。易富贤进一步推算说，2010年人口普查是11月1日，1990年普查是7月1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13368万人。1990年全年出生2391万，死亡757万，年增人口1634万，那1990年7月1日到11月1日这四个月增加人口为545万人（1634万÷12x4=545万），1990年11月1日总人口 = 113368万 + 545万 =113913万。

他认为，1991年之后由于不相信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国家统计公报将每年出生人口往上大幅修正。统计公报显示1996~2010年共出生25805万人。以平均每年死亡0.22%计算，那到2010年的时候应还有2538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1996~2010年出生）只有22246万人，说明统计公报每年出生人口虚高了14.12%。

易富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训1987~2010的人口出生、死亡、增加数据列出表格，并对应列出了他根据普查数据校正的出生、增加数据，他告诉记者，校正后的人口数据表明，中国年增人口从1987年开始几乎直线减少，从1987年的1801万下降到现在的400多万。

据易富贤介绍，联合国2010年的数据认为中国1991~2010年死亡17813万人。那1991~2010年增加人口=出生－死亡=31984万－17813万=14171万，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增加人口=113913万+14171万=128084万=12.8亿，比国家统计局所宣训13.397亿少6千万。

联合国2008年的低方案认为，中国人口在2023年达到14亿的顶峰之后开始负增长。但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过于乐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5~2010年的生育率稳定在1.8，2010年总人口为13.54亿。这次人口普查显示，1995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1.4，2010年总人口只有13.397亿（实际在12.7-12.9亿）。因此中国人口负增长时间可能还要提前，高峰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

易富贤说，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决定出生孩子数量。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还稳定在1400万左右，是因为2005年之后出现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高峰，遏制了出生人口的继续下跌。但当20~29岁年龄段的妇女在2011年达到1.04亿的顶峰之后(见表)，其数量将快速减少，到2020年、2030年分别只有0.82亿、0.63亿。而15~49岁总育龄妇女也在2012年达到3.7亿的顶峰后直线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从目前1300多万的基础上快速下降。

易富贤提醒，由于老年人口的剧增，每年死亡人口在快速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从2005年的849万增加到2009年的943万，平均每年增加23万。这意味着中国年增人口将在目前400多万的基础上快速下降，今后十年左右人口将开始负增长。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将一发不可收。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少数几年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但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到了老年，每年的死亡人口将激增，达到现在的两三倍，中国将出现一个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Q减少一千多万人！

易富贤告诉记者，2011年4月28日公蚜说诹次人口普查初步数据后，国家统计局负责接受穹檬本顾怠霸ぜ浦泄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他对此表示吃惊。他认为，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边缘，已经到了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了！

 年龄性别结构亟待改善

 易富贤告诉记者，国家计生委曾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12.48%、8.23%；联合国2008年也作出预测：中国2010年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12.3%、8.2%。这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老年化程度超过预期，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在提速。与此同时，而年轻人口却在锐减，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今后五年之内开始减少。因此他提出，通过提高出生率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日益紧迫。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畸高的性别比也让易富贤无比担忧。他说，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即有102~107个男孩出生，也就是正常的性别比为102~107。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总是以女婴漏报为由否定性别比失衡。2000年出生性别比为116.86，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衲杉粕委的“关爱女孩”方法，试图降低出生性别比。但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虽然“关爱女孩”运动已开展多年，但性别比失衡仍呈上升态势，2010年男女出生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还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现行人口政策下，无法有效解决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易富贤认为，其实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生一个孩子有50%的家庭没有儿子，生两个孩子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儿子，生三个孩子只有八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儿子。中国生一孩都是合法的，因此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生一孩的性比别为107.1。超生一个孩子，面临巨额罚款（3~6倍家庭收入），成本非常高，因此父母就选择性别了，2000年两孩的性别比151.9。超生两个孩子，罚款更重，性别比也就更高，2000年三孩性比别达159.4。易富贤介绍，山西翼城等800多万人口的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两胎，性别比却是正常的。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可见，如果不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不论怎“关爱女孩”，性别比都不可能恢复正常。

易富贤说，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9.68%了，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易富贤认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主要是因为中国城镇化的加速。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50%了，由于农村主要是年轻人口进城，老人和小孩大多保留农村户口，而相当一部份年轻夫妇为了兼顾农村土地利益（为了在农村保留根据地，老年后可以回农村养老），只让一人转为城市户口（但是夫妇俩与城市人口一样只能生一个孩子了）。因此，育龄家庭城市化水平已经在60%左右或以上了。很多农村地区是第一胎是女孩可以生两胎，但进城之后，就只能生一个孩子了。1990年代依照政策平均每个妇女妇女可以生1.38个孩子（政策生育率），但现在既然育龄家庭城市化已经在60%了，那政策生育率就只有1.2多了。农村育龄人口进城后，白手创业，生活压力比城市居民还要大，并且夫妻还长期分居，小孩送不起幼稚园，入学也有困难，因此新一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非常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他们也不愿多生孩子了。

 人口结构制约内需

 易富贤介绍说，发达国家从事第二产业（工业）的劳动力普遍在24~30%，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在70%左右。中国目前城市化在50%，但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已经在28%了，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他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今后中国城市化将达到70%左右，但是第二产业的就业容量很难提升。中国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内需。

“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内需市场的不足。”易富贤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两个消费人口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比如美国3亿人口可以提供1.5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可以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倡导“只生一个”，既减少了上亿消费年幼人口，又使得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使得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开始琢旃际市场，印度进出口总额兹球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0.59%上升到2010年的1.8%，印度直接利用外资在200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中国的5.65%，但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相当于中国的40.4%了，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鬃芾投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8%，将彻底改变世界u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向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人口）。计划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

易富贤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并且因为照顾孩子还将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中国城市化在加速，但中国城市规划存在一个致命的毛病：高人口密度、高容积率、高房价。中国城市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进行城市规划的。而大城市吸引人口的能力强，但政府却不提供土地，比如上海是以一千多万人口进行城市规划的，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上海人口已经有2300万了。人口在涌入城市，而不给城市提供土地，必然导致高房价、交通拥挤、民生压力大，中国城市规划正在走向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那种民不聊“生”的道路―老百姓生不起孩子！如果继续这种城市规划，将会后患无穷，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如韩国、台湾、香港、日本那样只有0.9~1.2！中国城市完全可以如美国纽约那样以4000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

 不放开生育政策更待何时？

 易富贤概括说，由于人口在不断老化，年轻劳动力在锐减，总劳动力也即将减少，性别比居高不下，育龄妇女人数从2011年开始快速下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这些因素将停止计划生育逼上了最后读秒阶段。但仅仅停止计划生育还不够，还必须改善民生、改变城市规划（给城市提供更多的土地，降低容积率、降低房价）、重建生育文化，让主流家庭愿意生、也养得起三个孩子。

易富贤告诉本报记者：“人口普查前，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政治勇气。人口普查后，不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政治勇气。”他提出，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面临负增长，为此需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仅局限于“单独政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夫妻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胎的政策）的推行。他说，如果全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两胎，每年只多出生30万孩子；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两胎对解决现在人口结构、出生率下降等问题只是杯水车薪。“既然如此，现在不放开生育政策，”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