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微调”难解少子化、老龄化并存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一直不断。有学者认为，由于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目前中国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的趋势。要真正解决老龄化主要还要依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社保制度，并且提高保障力度。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根据规划，我国“十二五”期间将稳定低生育水平，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但随着河南省宣布开始实施“双独夫妻生二胎”政策，并成为最后一个实施该政策的省份，近期国内计划生育政策也出现了松动迹象。此外，广东省还向国家提出了“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在今年两会期间，也再次有代表提出“单独生二胎”(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建议。有代表进一步提出，要由国家牵头建立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此平台转赠第二胎生育指标。

有学者认为，由于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目前中国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的趋势。真正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还需要力度更大的新举措。

　　对缓解老龄化作用有限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一直不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年初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时指出，我国老龄化社会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增加快、困难老年人多、老龄化先于工业化、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等特点。

一个必须提及的问题是，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缓解越来越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自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的宽松性调整并不是解决老龄化的根本途径。他的理由来自于一组统计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生育率是1.5左右，政策在慢慢宽松但生育率依然低。这对缓解老龄化进程起到的作用非常小。”

在翟振武看来，要想使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对控制老龄化起到相当的作用，需要每个家庭都生三个或者4个孩子，但在目前的中国看来这并不现实。“我国目前平均一对夫妻的生育率还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对老龄化整个过程的影响是杯水车薪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表示。  （何亚福评注：虽然现在放宽生育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但如果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将来的老龄化问题难道不是更严重吗？这不是“破罐子破摔”是什么？）

翟振武同时认为，此举对缓解性别比也不是非常有效。“出生性别比真正偏高的是农村的第二胎或者第三胎，第一胎相对来说比较正常。而城市人口的生育偏好本身较弱，独生子主要都是集中在城市里而不是农村，所以即使放开单独政策允许再生第二个孩子，对解决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依然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内著名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他告诉中国商报记者，由于国内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夫妻多要孩子的意愿在下降，有的甚至选择做丁克一族。“就算彻底取消计划生育，对缓解当地人口老龄化进程作用也不够。”

何亚福同样给记者提供了一组调查数据。上海地区90%的户籍新婚夫妇符合“双独可生二胎”政策，但其生育率还不到1.0，平均一对夫妇还不到一个孩子，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政策25年，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生育率也并不高于周边实行一胎政策的地区。

何亚福认为，我国如果目前采用鼓励生育或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缓解老龄化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生育率会有所回升，但实际也无法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缓解老龄化最根本的举措并不是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提高生育率。”他表示。（何亚福注：我的原文是：“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生育率，而现在即使放宽生育政策，也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

　　人口结构的新问题

翟振武表示，要真正解决老龄化主要还依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社保制度，并且提高保障力度。他表示，只有这样才是根本出路。“现在农村老人都愿意加入养老保险，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由于目前家庭的趋势越发小型化，今后社会还应该建立一个居家养老的服务体系，让社会和社区更多地给老人提供养老支持和服务。”

与此相对应的现实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

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亟待解决的最突出问题已经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调整人口结构。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的人口数量没有问题，以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为主要参照点的人口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老人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少。

这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至14岁人口占16.6%；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至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专家认为，我国人口少子化比老龄化更严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研究员睢林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一些大城市每年都在关闭学校，那些老师和校舍怎么分流与处理？过去的教育投资怎么调整？同样，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也将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他表示。

然而，少子化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善的，这源于生育政策的滞缓效应和人口生产的内在规律。人口问题观察周期长，一般以百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人口问题惯性大，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对于人口再生产，“少子化”趋势将让人口结构较难回调。

“少子化现象也不是一点没有改变的余地。”睢林表示，人口结构的剧变和惯性，也使得我国未来恐难避免“未富先老”局面，进入“少子化”阶段，“未富先老”的困局也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问题。但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养老覆盖面可以有效缓解困局，尤其要切实加快养老覆盖体系建设，未雨绸缪。

事实上，中国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之间数年来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克的关系，这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的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如何平衡，这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何亚福评注：最后一段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我国的人口数量没有问题，而以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为主要参照点的人口结构存在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