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背后的中国人口结构矛盾--《第一财经日报》

 

 

作为《大国空巢》的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因他独特的人口学见解被人所知。近日，易富贤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用工荒背后，是中国人口的结构矛盾，而今后十多年想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也是突破口之一。

民工荒背后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自2003年以来，连续十年出现民工荒，从人口学者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易富贤：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 “用工荒”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之后，用工荒卷土重来；2011年、2012年更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其实从人口学角度能够解释。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1996年～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远远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变化最为敏感。2002年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达到4.5亿的顶峰，2003年开始负增长。中国在2003年之后出现民工荒。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这次与2004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不仅20岁～39岁人口快速减少，而且19岁～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减少。

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认为15岁～64岁总劳动力要在2016年才达到高峰，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12年在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负增长。

日报：与民工荒并存的是就业难。您如何解读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易富贤：中国现在坚持低生育水平，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而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我比较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

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一是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二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三是发达国家在拓展新产业出现困境后，为了保证国内就业，将保护制造业。

这三方面原因将导致国际社会提供给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中国的内需市场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量中老年人劳动力将失业。中国将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的局面。

日报：有观点认为，好像中国人口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无限供应，您又怎么看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形势？

易富贤：从日本的情况可见劳动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15岁～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之后开始负增长，1995年~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0.9%。

中国现在不但面临劳动力短缺，也面临人口结构老化，中位年龄将从现在的35岁提高到2030年的44岁。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将越来越难。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却很可能让“中国制造”既减量，又提不了质。

中国15岁～64岁总劳动力从1979年的5.6亿增加到2012年的10亿，而目前从数据看，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到2011年减少为4.2亿，比2002年减少了7%，而到2032年将减少到2.9亿。

社会对19岁～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09年中国19岁～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05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19年只剩下0.57亿，10年下降差不多一半。

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日本劳动力短缺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年～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年～2009年的 4.65%。中国与日本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中老年劳动力，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如何就业？

劳动力红利是真红利

日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认为，目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助推即将消失，您的观点呢？

易富贤：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率先引进人口红利理论，将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为“人口红利”。胡鞍钢等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岁~14岁儿童、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人口）之比，总抚养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岁～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越快。我比较了1961年～2010年日本、欧盟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关系，发现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

中国经济确实将在2013年后开始减速，但并非因为总抚养比上升，而是因为劳动力开始减少和老年化加速。所以，真正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力红利，而不是低抚养比。

日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问题。这种人口结构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易富贤：有人认为总抚养比低就是人口红利。我比较各国的情况，发现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总抚养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负”的人多，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总抚养比在50%～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

六普显示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只有34%，比当年日本或韩国抚养比的最低点还要低，必然导致今后老年抚养比（人口还债）的大幅反弹。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债比日本和韩国要严重得多。

2010年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1%，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只有16.6%。（易富贤注：我在原文是说22%）

中国近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中国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

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婴童经济，通过提升现在的儿童抚养比，而降低今后的老年抚养比，尽量让人口结构恢复到柱状结构。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既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左右，将总抚养比提高到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包括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