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该停了--北大袁刚教授

2012年5月8日《经济观察报》邀请北大管理学院袁刚教授、程亚文和我参加人口专题论坛。将我们的讨论观点速记下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下面是袁刚教授的演讲内容。

袁刚/演讲

刚才易富贤博士讲的比较全面，他以赤子之心关切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对我国计划生育人口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长时间的研究，写了《大国空巢》这样一本很有针对性很有价值的书。我看他的论述很有道理，各方面的数据也很充分，很有说服力，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对人口经济应该说研究不多，谈不上是专家，但许多现象我也看到了，且从一个少年一直看到现在，我也步入老年，看到计划生育给我周围人带来说不尽的痛苦，深感中国人口问题潜藏着巨大深刻的危机，将危害国家，遗患无穷。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觉得有必要出来呼吁一下——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应该停下来了。

毛主席在刚解放时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人口是国家构成的最主要因素。现今我们政府也处处讲要“以人为本”，古代政治思想家也反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人口不仅关系到经济，也关系到社会、伦理、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历代当政者都把人口人手当作资源，采取存民养民政策，人口多标志着国力强盛。战国时为了扩张本国人力资源，列国都争相采取“俫民”政策，即招揽临国百姓到本国来耕种。对本国民众则分家析户，增殖人口。人口增殖也是地方官考课的主要标准，人多力量大，人口多赋税就多，兵员更充足，国家就强盛。所以说人是一切事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自古以来就如此。

节制生育是近200年来才提出来的，此前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来都是认为人越多越好，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繁荣昌盛或强大的根本，古代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听说有想方设法限制人口，减少人口的统治者。古希腊的斯巴达淘汰弱婴，但并不反对强壮人口越多越好。

人类的历史，从考古发掘出的化石证明有大概300多万年，人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人的生命很金贵，也很脆弱。根据现代高分子遗传生物科学DNA的测定，我们现今全球人类，都是大约15、1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后代，DNA检测到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时也就十几个人，他们历尽艰难活下来传种接代生生不息，并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经过十几万年的发展，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中国人并不是五六十万年前“北京猿人”的后裔，北京猿人早已灭绝，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也灭绝了，有不少人种都灭绝没有走到今天，生命的延续是很不容易的。地球人口是很晚才突然快速增长的，长期以来全世界人口数量一直很少。走出非洲后，人口长期停滞在只有2万人到20万人之间，直到一两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才开始发展起来。所以人是非常金贵和脆弱的。智人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智慧，困守岩穴的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则由于其闭穴锁洞不会物物交换，最后被更聪明非洲来的智人所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大概一万年的农耕，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农业的发展，到秦朝的时候，人口达到2000万。

自秦以后，中国以发达的农业，养育着勤劳勇敢的人民，其人口占世界人口之比，大概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但秦汉一直到唐，由于农业受到自然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人口最多也就五六千万，大概是汉武帝以后汉宣帝之时，西汉人口最多达到了六千多万，以后除隋炀帝大业初年人口曾短暂达到此数外，一直到唐朝盛世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战乱和灾荒瘟疫曾多次使中国“人口减半”，西晋永嘉丧乱后汉族人口曾减到千万以下。统治者为了维持国力，采取了屯田、课田、均田等多种办法存养控制人口，曹操就对当时因战乱造成的“千里无人烟”的状况伤透了脑筋，采取了鼓励生育增殖人口的措施。

到宋朝以后，因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水稻的普遍种植，棉花的利用，大大提高了我们祖先农业经济的规模。所以宋人口达到1个亿。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引进玉米、红薯等等，人口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古代人口达到最高峰，约有4亿人。中国古代虽也有因土地兼并、人口繁衍、人多地少而造成的“流民”现象，饥寒交迫的人民不甘苦痛起而造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也有过人口压力，但历代统治者中还从来没有因为粮食不够的麻烦，而要采取一种减少人口的政策，要节制生育。相反，历代的地方官，如果能够使得冶下人民安居乐业，能够使人口增长，那都是最好的政绩。

人口数量是与经济规模关系密切，也的确受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但人本身也是资源，人的资源在于智慧，在于聪明的大脑，智人就是依靠群体智慧，战胜恶劣环境而得以繁衍至今。宋朝“不抑兼并”，放手让流民开荒，开发出了锦绣江南。“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还是有其道理的，聪明智慧的人的潜能得以发挥，是可以冲破自然环境的制约，创造出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奇迹。如现今信息产业人工智能，产值大而消耗的自然资源却很少。我国自古以来实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以此为支撑，再加上手工业、科学技术，在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相当一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都与人口稠密有关系。学术界有一种“密度”理论，认为一定的人口密度促使了各种生存需求，引发出科技发明，也带来文化繁荣。唐宋八大家除唐朝两个是北方人外，其余6个都是宋朝南方人，说明宋时南方经济发展，人口有了一定密度，也能出杰出人物。保持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和动力。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国的GDP也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但乾隆以后直到解放前两百多年，中国人口几乎就不增长，民国时期人口始终停留4亿多，为什么呢？因为战乱。比如说十九世纪中叶南方太平天国及北方捻军等一系列民变起义，造成了人口锐减，据统计死了约1亿人，所以有人说太平天国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内战，因为它发生在锦绣江南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破坏性很大。但经过半个世纪到清亡时，人口又恢复到4个亿。然而，自后却更是战乱连绵，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北伐以及国共内战，日本人的侵略及全面抗战，使中国人口基数始终没有大的增长。

1949年建国时我国人口5亿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看好新中国，就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拿中国人口说事，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养不活这么多人，解决不了人口爆炸问题，新政权将不会有什么前途。对此毛泽东很气愤，于1949年8月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驳斥，正是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毛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气度豪迈，出语壮哉，对“美帝”打的错误算盘，作了坚决的回击。应该说新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对于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充满信心的，认为那不在话下，国家的目标不在填饱肚皮，而是更宏远，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然而，不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又提出了“新人口论”，虽然其理论依据的是马尔萨斯，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提节制生育，必须找到能让执政当局认可的新表述，马校长很聪明地找到了“计划经济”。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言：“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这一招当时果然有效，在场高层领导也听进去了。然而随之而起的“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各地纷纷“放卫星”，使毛泽东相信中国的粮食将吃不完，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创造出了“人间奇迹”，人多力量大，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一条，还用得着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吗？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竟与美帝艾奇逊一个鼻孔出气，是背离了意气风发的新时代。1958年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到会的中共高层领导当众点名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姓“马尔萨斯的马”。自后马寅初受到了批判，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

所以说我国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不但不推行计划生育，而且宣传人多力量大，实际上是鼓励生育。众所周知，我国建国之初一切学苏联，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移植了苏联的政经体制。当时的苏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人太多，在人口政策上是大力鼓励生育，奖励生孩子，宣传英雄母亲。二战后全世界也都出现生育高峰，人口显著增加。中国在内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人口也增加很快，人口政策也学苏联，很快人口数量就突破了6亿。这本来也属正常，是与世界同步，但由于走错了路采取了错误国策，农业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竟饿死了几千万人口。现在我们知道这三年并无全国性自然灾害，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即要被史书记载的。其实，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推行集体农庄时也人为地造成饥荒，死人千万，教训是惨痛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苏联体制有问题，现在我国上下都认识到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无效率。但苏联体制的其它方面，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灌输体制的落后性、封闭性等，似乎不敢正视不愿提到。其实，苏联体制是全方位失败了，苏联也垮台了。我们全面移植苏联体制“全盘西化”，是上了大当吃了大亏！我国建国之初方方面面盲目学苏联，现在60年过后回过头来反思，的确是不堪回首，是走了一段大弯路。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闹翻，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与苏联论战，反修防修，争当国际共运的旗手，实际上比苏联还左还过份，直到发动十年文革，也都是瞎胡闹，穷折腾，又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灾难。

建国30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执政党又何以面对治下的百姓，又如何正视历史？然而，借口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人口太多，新中国30年一切失误都可归结为人口，制度虽有“优越性”，但一穷二白，自然灾害，吃饭的人太多，才没有把事办好。人口多成了一切失误的替罪羊。于是，在文革后期就在全国推行了计划生育。

艾奇逊在1949年对中国的预言不一定有理，我至今也不认同，60多年后的中国现实也证明其说是错误的。但30年前的境况却是另一番景象，闭关锁国官办经济不仅效益差无活力，而且的确难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中国的境况似乎不幸被艾奇逊所言中。连“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初也对西德总理阿登纳说，中国一把米养不活众多的人口，甚至于提出了“黄祸论”，意指中国因人口压力将实行冒险政策，挑起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当年创奇迹的豪言壮语，这时也不得不浇上一盆冷水。到七十年代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人多而没有饭吃，不仅没有力量，反而成了负担，现实逼着毛泽东不情愿地节制人口，中国的计划生育正是在毛主席主持下于1973年开始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更是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计算生育，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易博士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当时搞计划生育，一是迫不得已，第二也有一点必要。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状况堪忧，如果不忍痛搞计划生育，恐怕社会真的承受不了人口压力要崩溃。当然，主要原因在政治失误而非百姓多生了孩子，但要养活百姓家，的确已成了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要知道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几十户人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订立契约按了手印，若出问题坐牢，其他人负责扶养孩子。集体经济使人人都没有饭吃，经济凋敝到了极点。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下到农村，见大姑娘坐在被窝里不敢起身，因为没有裤子穿，你说可怜到了什么地步。毛泽东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结果斗成这么一个状况。经文革折腾，人民已是苦到了极处。然而越苦越穷却越要生孩子。马寅初编的《新人口论》资料有一篇他下乡调查的报告，说农村穷苦缺乏娱乐设施，晚上点煤油灯怕耗油多，故小夫妻天黑就上床，将其当成了唯一娱乐，又没有避孕工具，不久就大肚子生孩子。马寅初把农村精神生活贫乏看作为人口膨胀的重要原因。孩子生下来也不培养，养孩子就像养羊一样，一双筷子一只碗，衣服从老大到老么轮转着穿，最穷的地方其生存状态比刚走出非洲好不了多少，肚子饿得咕咕叫，人口素质也很低。我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当年的惨境，知道放任生育实在是不行。没有指望的穷光蛋甚至还指望多生子女，期望后代能改变命运，且集体经济下一口人丁有一份口粮，再穷也可吃人民公社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毛泽东改变生育方针也是忍痛割尾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我认为搞计划生育是迫于中国当时的局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政策。为什么不得已？就是因为走错了路，中国从建国一开始就一切学苏联，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搞人民公社，结果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工业经济各方面都效率很差。我认为这是治国理念以及政策出现了偏差，而且一搞就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时间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人口却增加几个亿，中国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搞的一团糟，吃饭成了大问题，数亿人嗷嗷待哺，怎么办呢？所以说是逼出了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政策。我认为这在当时来讲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我认为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并不像后来宣传口所说的是“甜蜜的事业”，计划生育那是非常艰难，也非常残酷的。为了节制人口，采取了非常残忍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中华民族为此又付出了惨痛巨大的代价。

1979年7月25日，已98岁的马寅初得到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门正式发文称：“实践证明，您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中国人口政策出现大逆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只要一个孩子，后来“一胎化”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制推行。人口多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被当作以往政治经济国策失误的替罪羔羊，人多成了最大包袱，人口政策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马寅初当年倡导计划生育，也是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且不主张强制推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戏剧性，没有想到《新人口论》又会受到追捧。

马寅初的观察和理论虽说有其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完全正确，中国的贫苦病根不在人口，而在制度、理念，是治国方略错了，没有发挥人口优势，反而把人的创造力给束缚了。我小时唱的一首歌：“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时是一条裤子补了又补，勒紧裤带干革命，确实是连饭都吃不饱啊！但问题出在哪里呢？要深刻反思，如果不搞大跃进，不搞人民公社，不搞那穷折腾的文化革命，会不会有人口压力问题呢？我认为不一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得全国一片赤贫，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中国人的创造力一下子迸发出来，中国因人口多也收足了人口红利，30年下来中国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的反差是如此巨大。如果不浪费建国后的前30年，早搞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许早就富了，而越富就越不愿生孩子，越穷才越多生孩子，这是马寅初没有讲到的。

但矫枉过正，竟强制推行了30多年“一胎化”政策，官方自吹少生了4亿人，是为世界作出了莫大贡献，但并不被世人承认。这种政策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本来1980年推行“一胎化”时就定了30年的时限，现有些省市虽放宽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准予生二胎，然许多娇贵夫妻一胎都不愿生了，遑论生二胎，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急降至1.5以下，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侵犯人权，老百姓说是“缺德”，本应是临时性的纠偏措施，30年已经够长了，人民忍受了巨大痛苦，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不能没完没了再折腾下去。如果长期搞下去，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祸是福，其实是一目了然。正如易博士提供的资料和数据所显示的，是怵目惊心，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恶政应该到此为止，计划生育现在应该即时停止。

计划生育源于200多年前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其主旨是说经济发展比不上人口发展，自然资源有限，人口是成几何数级增长，若不控制以后会发生人口爆炸危机，人口增长是导致人类贫穷的根本原因。这个理论用以解释农业社会及经济发展比较低的社会有其一定的道理，簿一波回忆小时候他妈妈怀了个小弟弟，一生下来就被掐死，这就是解放前乃至明清时代贫苦农村普遍存在的“溺婴”现象，是贫穷农民残酷的自我计划生育。但马尔萨斯理论解释不了当今欧洲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现在情况是经济越发展，城市化程度越高，青年人追求享乐根本不愿生养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人口成几何数增长，相反是经济成几何数增长，人口反呈减少趋势。为此，现在的欧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政府，都在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而忧心忡忡，在费尽心机鼓励和奖励生育，这是马尔萨斯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也是正在高速现代化、城市化的我国应该高度警觉，而需要未雨绸缪尽早提防的。

我们国家搞计划生育，有没有什么理论来支撑呢？我看到有一些材料说计划生育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口应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但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计划生育这种理念。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是严厉批评的，指其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贫困是阶级剥削造成的，是制度不善不公，而非人口过剩。马克思自己生育了5个孩子，恩格斯则是“丁克”没有生育，他们主张生育自主，又怎么能将计划生育推到马克思头上去呢。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姓马尔萨斯的“马”，而非马克思的“马”，应该说是说到了点子上，这或许就是毛点出来的。其实，现今计划生育论者还是袭用马尔萨斯人口论，说的仍是生得多挤占自然资源，有人甚至说生两个就是挤占了别人的资源，该罚！他们根本就不去计算人的创造力，也根本不看经济社会发展会导致人们爱享乐而不愿生养孩子，不顾日本、台湾等已发达起来的地区因人口减少奖励生育的事实。试问，我们距离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能有多少年？10年还是8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还得有个信心吧！有学者称现代化城市化才是最好的节育，铁的事实已证明此语不虚。我国不能等到10年20年后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来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再学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开始奖励生育，到那时已经是晩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折腾不起，我认为现今的计划生育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其实就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是一种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就像一首绕口令：“拆东壁，补西壁，拆壁补壁，壁补壁”，根本没有一个长远的构想，也拿不出象样的理论。结果，动不动就走极端，这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我们没有必要把早已过时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再来招摇，全球化时代要有长远的世界眼光，不要自己欺骗自己限制自己。1958年马寅初甚至当作毛主席的面狂妄地说：“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被毛当场打断，说：“不要再说了！”现在，又有为计划生育唱赞歌的人危言耸听地重提“黄祸论”，说蒙古人因贫瘠而侵略征服，其实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不足百万，可见人口少照样侵略，侵略并不在于人多。计划生育论者夸大其词地说中国若不计划生育人口会膨胀到30亿、40亿，最后为争夺资源寻求生存空间，必然走向侵略。这既毫无事实根据，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就拿日本来说，二战前为寻求战略资源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最后既给他国也给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二战后不侵略的日本通过贸易却能在全球获得更多资源，而迅速崛起，经济上去了人口也就不再增长了。日本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资源比我国少得多，他们不节制生育反而要奖励生育。我国虽比日本落后，但加入WTO后迅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进出口大国，通过贸易我们在全球购买资源，同时也输出稀土等别人没有的资源，互通有无，根本用不着发动侵略战争。有人说要捂住稀土不让出口困死日本，那也是不对的，全球化时代资源共享，越开放经济会发展得越快，经济上去了人口也会停止增长，马寅初所描述的落后农村青年把吹灯上床生崽作为人生唯一乐趣的时代将会一去而不复返。

计划生育理论上贫乏，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改革开放之初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搞了一个所谓中国人口“数学模型”，认定中国既有资源以人口保持在7亿为最好，这成了“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所谓“科学依据”。其实，宋健模型并不科学，试看两百年前的乾隆皇帝时代，中国就有4亿人口，且GDP世界第一；现在我国已有13亿人口，是宋健模型的近一倍，GDP世界第二，日子过得比30年前好多了。中国人口最好不超过7亿的宋健模型，又能有多大说服力呢？以“人口减半”的办法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是不负责任的梦幻。有人胡说若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早就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则更是痴人说梦！前苏联国土是中国的两倍多，人口只有两亿多，结果搞了70年粮食和日用品还是成问题，最后混不下去而垮台。人少不一定能富裕，中国若只有两亿人，恐怕是早就亡了国，所谓“少生快富”只能是臆想。

其实现在我国的人口形势已非常严峻，严峻在那里呢？未富先老，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人越来越多，青年人、孩子越来越少，很多小学都招不到生了，小学要并校，据统计已经并掉了两万多所，因为没有学生，以后中学也会并。对于老百姓来讲，不是少生快富，而是未富先老，老而无着。对于国家来讲，是人口红利收尽后丧失发展的后劲，养老负担过重，丧失社会发展活力。计划生育已搞了30多年，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对计划生育都是怨声载道。特别是极端的一胎化政策，更是祸害无穷，丧尽人心。独生子女不但娇生惯养，奋斗精神大不如前，而且成为高危人群。如当兵战死虽说是光荣，但高堂父母怎么办？最近有一个立法，说当兵的由国家来保险，但保险保不了亲情，谁来照顾双亲，所以现在征兵已出现兵源不足，这对国防影响最大。30年来一些独生子女也长大成家了，但一对夫妻要照顾4个老人，家庭结构出现畸型。有统计说我国现已有百万丧失了独生子女的双亲，这个数目还会很快增加，想想老爸老妈守着独子的骨灰欲哭无泪，晚景该是多么的凄惨！计划生育缺乏人性，侵犯人权，侵犯人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更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据统计将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设想一下平均每个县就有一两万光棍，社会治安道德风尚还怎么维持啊！近日读报看到发生强奸8岁幼女致死，及青年强奸八九十岁的老妪的案例，令人发指，这种恶性事件在光棍遍地的社会将难以制止，不放松生育管制这些都将成为社会难题。计划生育还直接产生腐败，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计生干部，一些人专门抓超生罚款，现美其名曰“社会扶养费”，一年据说有200亿。这些钱到那里去了？凭什么交“社会扶养费”？交多少由谁来定？交了钱可上户口，那不是花钱买命吗，做得也太缺德了。计划生育也直接导致了道德的沦丧，不少地方公开宣示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至于以暴力强制堕胎、拆屋、刑拘等，那更是枚不胜举，人心黑呀。将计划生育说成为甜蜜的事业，那真是颠倒黑白。

计划生育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不光是经济上，在政治、国防、教育、伦理等各方面都在对中国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如果说30年前出于纠偏改错救时，搞一段时间的节制生育，还有一点必要的话，那么，现在应适可而止了，否则矫枉过正，后患无穷。计划生育理论基本上是重复马尔萨斯的陈词滥调，科学上并无依据，本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补救性措施，却硬要将其写入宪法，显得极不严肃，全球也唯独我国一份，其荒唐堪比把计划经济说成是“姓社”标准。如今我国已形成庞大的吃计生饭而不顾国家前途拼命反对废除计划生育，拿课题经费为计划生育唱赞歌的特殊利益集团，官僚主义“维稳”思维也使计划生育形成惯性路径依赖，不敢适时作重大政策调整。恶政一拖再拖，节制生育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变成了长远国策，祸国害民还沾沾自喜不自知，这是相当危险的！计划生育本是一项不可持续的政策，不能没完没了。如今计划生育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由量变到质变，潜在的祸患十分巨大，若不及时调整，将使中国一错再错，再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万劫不复。所以说的确是到时候了，应该断然停止不得已而为之毫无人性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民自主生育，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后继有人，使我们国家的人口、经济等各方面能够健康持续发展。（2012.5.8在经济观察报社演讲整理，未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