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7)

《左传》自鲁昭公之后，有多处记载孔子及其门徒的事迹，多似出于后人之补笔或续笔。《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重时，向人介绍孔子家世，预言：“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嘱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此年孔子方十七岁，说与何忌尚未生，其师事孔子在昭公二十四年。把十七年之后的事提前写于此，事理不通，荒诞突兀，明显是后人插入之笔。

又：昭公十七年《传》记：“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一段记载，与《传》中习有的“仲尼闻之曰”语气一样，且插入于此，显得前后不接气。因为在此前，除了上文引的孟僖子预言孔子将为“达人”外，别处都没有提及孔子生平行事，在此后面又无下文的交代，这里突然插人“仲尼闻之”扦格不通。

《左传》定、哀之后，记载孔子师徒着墨增多，而且对孔子的称呼也不同于前，时而直呼为“孔丘”，时又称为“孔子”或“仲尼”。且有多处记载同于《论语》，似出其门徒之手。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齐鲁之战，　 “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

《论语》记：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又《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二者从事实到对话都大同小异。很明显，《左传》这些记载，出于门徒或其他后人手笔。

四、从孔子生平看“孔子作《春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几点：

(一)从时间上看孔子立志作《春秋》，是在“为鲁司寇”碰壁之时，即在鲁定公十年至十四年间，时年五十至五十五岁。由于政治主张行不通，决定著史明志。随即历游卫，陈、曹、宋、郑、楚、蔡等国，直至鲁哀公十年才返鲁，历时十四裁。此后到去世的六，七年，是孔子的集中著述期。这样看来，孔子作《春秋》，从酝酿，搜集史料到著述成书，前后长达二十年以上时间，而非如许多人所说去世前两年才开始执笔。

(二)孔子作《春秋》，有明确的创作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索隐”案：“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就否定了所谓通过“一字之褒贬”阐发“微言大义”的说法，排除了孔子修“春秋经”的可能。而众所周知，“春秋传’正是以史实释“经’著称，披露了大量被“经”所隐而不书的史实，这与“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的说法正相吻合。　　　　

(三)从体例规模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则内容之繁富，亦非“经”可比。总之，孔子作“春秋”，历时数十载，内容“深切著明”，是“借史见志”之书，决非“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从孔子的生平看，他久有借史以立世垂名之志：“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　 (《孔子世家》)。他曾广泛地收集各国史料。“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太史公的一再称述中，透露了孔子熟读各国“记”的侧影。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世家》)“信而好古”的孔子深感文献不足，故从退位于鲁司寇，立志作史之初，即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游历，亲赴异国蛮邦，广征史料。

在此之前，孔子十七岁时，听到异域来鲁的郯子谙熟古史，谈少帝以鸟命官之事，立即“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然。”孔子后来赴齐、宋、郑、卫、陈、蔡、楚等国，目的正在征集史料遗闻。他二度过陈，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盘桓达六年之久。司马迁说他“厄陈蔡而作《春秋》”，说明孔子游历目的是作史，而非干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楚国之行，对他写“春秋”影响颇大。楚国尽管地处南蛮，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中，不止一次有周朝官员带图籍流亡到楚。《论语》记载，周衰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微子》十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奔楚。”孔子赴楚，正是在此之后二十年。楚国在春秋时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中申叔时论傅太子，就提到“教之《春秋》、”《世》、《诗》、《故志》，《训典》等书。《左传》鲁昭公十二年亦提到左史倚相善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楚国典籍之富。又，从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话里，不难推测，楚国史籍不仅种类繁多，富有民族特色，而且文笔富艳。这一切，无疑是吸引孔子赴楚的巨大动力。加之楚昭王对孔子甚为器重，不仅兴师去迎，还准备封书社七百里。今天我们看到的《左传》对楚史记载特详，当非偶然。它与孔子的楚国之行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正由于孔子出生入死的广征博搜，使他得到为周鲁史官所早已佚失的史料，填补了《鲁春秋》所亡的大量阙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孔子的《春秋》之所以被太史公称颂不迭，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旷代持久，孔子作的“春秋传”到司马迁后失传，而唯刘向所见的经过左氏评点（加“君子曰”“仲尼曰”之类）的《左氏春秋》传世，于是孔子作史之迹被埋没。笔者不自量力，愿为孔子作《春秋》正名。

　　　 作者：姚曼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