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士人情懷(3)

三、傳統價值觀中的中國士人情懷

傳統價值觀是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對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慣性的評價標準和看法。價值觀是人對自己行為取向的心理判斷，它以道德認知為基本準則，對人的言行進行着適時的調節。價值觀不僅影響個人的行為，還影響着群體行為和整個組織行為。中國士人情懷以及士人文化所體現、所秉承的價值觀念，總體上本質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士人情懷『智、仁、義、恥、德』的品格要求與民族傳統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內容是一脈相承的。『仁、義、禮、智、信』，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將『士人五品』與『價值核心』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就會理解，『士人五品』實際上就是『價值核心』的翻版。傳統價值觀所提倡的愛國明志、持節重義、誠信厚仁、改過知恥、自強尚勇、好學審勢、貴和敦親、奉公正直、克勤克儉、求新務實等等。這些定格了價值標誌，其實就是中國士人階層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用以自強不息甚至殺身成仁的見證，就是士人情懷在各種不同的歷史事件中頑強拼搏、捨身為民請命的回聲。

有觀點認為，廢除科舉制後，『國家喪失了維繫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29]在先秦時期，儒家倫理為中心的禮法名教，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自漢代之後的一段歷史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使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不錯，科舉制是以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為基礎而設計的選拔人才的制度體系，是這種制度體系選擇了儒家文化，科舉制的廢除和士人階層的解體，並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斷裂。制度可以弘揚文化，但制度不可以滅失文化，因為文化是『積澱在血液中的鈣化成骨骼的思想』[30]中國士人情懷作為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已和諧地融匯在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長河之中，並在其中不斷得到體現，起到正本清源和繼往開來的作用，被繼承，被弘揚。數千年來，中國士人文化傳統引領着中華文明前進的方向一路走來，生生不息，至今並不曾斷流。

科舉制被廢除後，士人階層的瓦解與士人文化的淡化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社會歷史問題。科舉制的廢除只是一種『社會凝聚機制的瓦解』，而不能視作為中國士人文化的斷裂。科舉制的廢除，從制度上動搖了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對國家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動搖了士人階層實現其人生理想的信念根基。把科舉制歸結為一種『儒家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一種『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性設置』，的確是『高抬』了儒家、將科舉制模式與儒家文化內核混為一談的曲解。今天的我們，即不能把儒家文化等同於封建文化，也不應當把儒家文化與科舉制度混為一談。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貼上封建主義的標籤與科舉制一同遭人詬病，是因為在那次辛亥革命前後，國人在剝離皇帝龍袍上的圖騰時，連繡制龍袍的絲綢也一同焚毀了。就像馬克思在論述費爾巴哈處理黑格爾關係時說過的一句話：在潑洗澡水時,連盆裏的小孩也一同倒掉了。

干春松先生在【科舉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體】一文中認為：『科舉維繫着儒家的文化價值和傳統的制度體系之間的平衡。因此說，以對於科舉的懷疑和廢除科舉為前導，由於對於儒家價值觀的信心的喪失，整個晚清的改革一個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於傳統制度體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樣也是對儒家的制度體系的否定』。[31]權衡之下，筆者更傾向於贊同王明偉先生的觀點，『晚清士人在中西學戰失敗後,將改革科舉作為救亡的新出路。從社會學層面看,科舉制的廢除使得士失去了社會中心地位的制度保證,導致了自身的邊緣化和向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轉變』。[32]『士人們為謀生便不得不到傳統制度之外去尋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這樣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於傳統的新士風,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就在這種生存方式的變化中,而漸漸發生了改變。』[33]士人情懷的遺失和淡漠，士人價值體系轉變中的失范，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官場失律失范的重要歷史文化根源。

在現代，這種士人情懷所表現的價值觀念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生活的變遷，無論是在實現方式上或是進取目標上，都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葛荃先生在【論中國傳統『士人精神』的現代轉換】一文中對這種轉變做了精準的分析。他認為，這種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價值支點』的轉變。傳統的士人精神側重於對政治權力和政治責任的認同，而近現代士人精神則側重於對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的認同。二是『人生目標』的轉變。傳統的士人關注社會、政治與民眾，目的在於檢驗自身的道德行為，他們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一個既定的傳統模式來規劃自己的一生。這些理想實現的場所是在社會，在政治，沐浴恩澤的是天下萬民，似乎與個人德行無甚關聯；近現代士人人生抱負的申張與政治理想的展現，則是側重於以內涵極其飽滿的道德情懷作為人格根基。三是『人格結構』的轉變。在人格結構上的變化是，絕對化的權威人格成分，士人人格內涵的所有道義規定都要求士人絕對服從權威和極度崇拜權威。士人人格形成的基本路徑是讀聖賢書，走聖化路，做聖人之徒。群體人格成分的泛化，決定了士人精神中的傳統性格和保守傾向。[34]這種轉變也直接地影響着士人情懷的變化，在士人情懷的價值取向上得到了及時而明確的反映。但總體上，在價值取向方面，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體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化內涵方面，呈現出繼承與創新並舉的延續性；在思想認識方面，基本擺脫了歷史賦予的寄生性和依賴性，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徵的同時，具備了人格意義上獨立性。

科舉製作為一種士人入仕的選拔制度，從隋唐開始，在中國延續了1300多年,而科舉制被廢除至今只有100年的歷史。這100年來，『原有的形成社會精英（即士人階層）的方式發生了斷裂』。就制度形式來考察，確實是個歷史事實。這對於清末以來中國士人階層的前途命運所產生震動和價值移位是必然的。廢除科舉制，一度對中國士人階層構成的精神空白和價值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一個譽滿史冊的、生龍活虎的、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集智慧謀略和仁義道德於一身的士人群體，似乎在一夜之間蒸發了，消失了。他們去了哪裏？

也有人認為：科舉制被廢除後，『中國士人階層中斷了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必然聯繫,失去了嚮往已久的人生的歸宿』。比如王國維，比如陳寅恪等等。甚至至今，還有人因此而為他們感到惋惜。那麼，中國士人真的就此絕望了嗎？他們真的就此消失了嗎？是否也像科舉制那樣，被一紙詔令取締了呢？或是像薩達姆・侯賽因的總統衛隊，被強大的歐美盟軍在24小時之內瓦解了？

不！科舉制廢除的歷史過程，應該看作是中國士人階層覺醒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只要人們稍稍對清末那段歷史進行研究就會發現，當初發起廢除科舉制並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國士人階層；領導民眾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核心力量，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國士人階層。他們既是數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掘墓人，同時又是自己舊命運的掘墓人！近100年來，他們已悄然轉身，完成了一次鳳凰涅式的浴火重生；他們就此改變了自己數千年來『微臣』和『奴僕』的身份和地位，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成為了獨立執掌中國前途命運的新興階層。在他們的身上，『既傳承了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風氣之先,掌握了現代知識和文化的生產、傳播規律,並身體力行地從事於現代知識和文化的創造』。[35]在沒有了皇帝的日子裏，中國士人已操起了民族歷史的航舵，中國士人情懷已成為新時代的主流意識！

但也應當看到，中國士人情懷在具有鮮明的政治理性和社會歷史性特點的同時，具有明顯的排斥經濟性的傾向。這是我們今天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在繼承傳統時應十分注意明辨的一個方面。（何宗海 中國網專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