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士人情怀(2)

二、士人情怀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士人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高尚的人文情结，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升华的同时，也在激励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体自身诞生成长，使这种特色独具的价值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观念不断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内涵，士人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弘扬了这种文化传统，渲染了这种文化气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认知体系。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为民请命的品格等这些传统的道德追求。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称之为士人五品。这便是中国士人情怀具体的道德人格内涵和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太史公所言“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与君子理论强调的个人道德修养，如出一辙。孔子所认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是“认知了根本道义和具备了完整仁德之人”[16]。在孔子的设计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为君子的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其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加强自我修养和智慧聚于一身”。孔子把道德的善归结为一个字――仁，把“仁”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君子理论认为：“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17]用今天的话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司马迁所强调的“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也正是这种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君子理论认为，“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18]“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9]。“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20]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强调的“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21]。在儒家看来，时政黑暗、社会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政者的人格卑污。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论，以救时弊。士人道德所强调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论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强自身修养。“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22]“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23]。“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4]。“言必信，行必果”[25]。并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国家。只要这样的士君子与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会望风而靡随之而动，天下由此而治。“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6]

由来已久的“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士人情怀高远的志向和优良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四书”之一的《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在他阔绰的行宫里接见孟子。宣王说：“贤人也有这样的快乐吗？”孟子回答：“有啊。如果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快乐，就会抱怨他们的君主。因为不快活就对自己的君主说三道四，当然，说三道四是不对的，但作为君主，而不能与他的子民同乐，肯定也是不对的。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君主，人民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的君主，人民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能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这样的君主不能称霸天下的，从来也没有见过。”[27]这是发生在距今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故事。1300年后的北宋时期，士大夫范仲淹在他的千古名作《岳阳楼记》里继承了这种“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的士人情怀，借今怀古，以物咏志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28]

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士人情怀既是一种修身的气节，也是一种齐家的坐标，又是一种治国的境界，更是一种平天下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