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士人情怀(1)

士人是存续于东方民族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深刻影响东方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数千年的一个社会阶层。中国古代的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具有传统文化情结和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1]。一方面，他们是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国家和地方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方面，他们是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盛行于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要筛选、要提炼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精英。

一、士人情怀及其历史渊源

所谓中国士人情怀，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繁衍发展过程中，由士人或士人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特定的道德文化认知情感和在追求实现理想中所产生的集体记忆。中国士人情怀是一种被历代主流意识形态普遍认同的价值意识。它是镌刻在民族文化历史长廊上的一道价值烙印，是士人阶层高尚的、积极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士人情怀萌生并形成于士人文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士人情怀是士人阶层对其道德文化的弘扬，对其人生价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质的表现形式。它是理想主义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士子们，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的对家国命运的忧思。有关士阶层的产生、发展以及士文化繁衍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历代圣贤零零总总的论述和近现代专家学者丰硕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已见诸于书报网刊，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鉴别依据和研究史料。“士”的特征，各朝各代的表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具有理想抱负、有学识、有才智、有谋略的男人或这样的男人群体（个别时代也曾有个别女士子出现，但对本文所论述的士人情怀影响不大，故一概而论之）。“学以居位曰士”[2];“以才智用者谓之士”[3]；“能治上官,谓之士”[4]；“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5]。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6]。在先秦时代，士人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政治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导致士人群体命运发生质的变化。“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已沦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士人阶层的沦落，加速了当时“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士人意识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知。各诸侯国争相以官养士、以学养士，士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回升。著名的以官养士的范例有被秦国重用的李斯、韩非等，他们的治国理论和社会实践对中国由诸国纷争、征战不断走向封建大一统起到了领航作用，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著名的以学养士场所便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在150年间培育了大批有识之士，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民主的交流平台，也由此开创了一代教育文明新风，荀子和孟子就养成于这里。一些有权势者以养士笼络人才，显赫身世。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各自养士皆达数千人。一方面，养士之风的悄然兴起，把视尊严如性命的士人阶层推向了寄生受辱的尴尬境地，《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士人冯谖和他的“长铗歌”的故事：“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就真实地反映了士人阶层此时的处境。另方面，宗法等级制度崩坏又直接地促进了士人阶层的觉醒。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士人通过奔走游说，或直接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对恢复当时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用作用。“策士在战国时代也十分活跃，他们凭着自己对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的独到见解，游说于各国君大臣之间，趋利避害。在各种险恶诡秘的政治环境中，策士们发挥了游说技巧，从而促进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创造出极富文采的《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士人成了文化创造、传承的主角，这对后世文化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7]。

春秋末期，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导下，礼乐制度逐步恢复，士人阶层也随着礼乐的恢复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所以有观点认为，“孔子是道德文化类型的士的代表”。士人游说之风的兴起，更提高了他们的社会知名度，为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争得了一席之地；入仕方式由传统的官方选拔为主，变为官士之间平等的双向选择，有道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8]。

其次，来源于儒家学说形成后，历代士子们在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中所秉持的以仁义为最高境界的民族气节。自孔子出世之后两千五百多年来，孔孟之道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怀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和道德价值认知根源。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历代士人情怀的思想基础。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理论，就是以士人为对象的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设计。孔子所要求的这种正人君子，不仅是个人人格的典范，同时也为社会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共同的道德规范模型。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9]。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0]。孔子的传世弟子荀子记载的有关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说得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士人君子形象：“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11]。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中国士人情怀就是儒家学说里的君子情怀。

第三，来源于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们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国蒙难时，对人间世态炎凉的体味，并由此而感悟自省得到的理性反思。无论是战国时代的士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2]，还是宋代布衣草民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13]，以及清代学士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4]，延续至今。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爱国奉献、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始终是中国士人情怀挥之不去的理想情结。说到这个话题，令人不得不想起太史公司马迁坎坷一生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坚守。是司马迁在完整准确地继承和发扬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其核心内容的中国士人文化的同时，将中国士人情怀归结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国士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宫刑受辱的生活经历不但没能丝毫磨损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坚定了他忍辱负重的决心和勇气，磨炼了他自卑而不自贱、自强而不自大的坚韧品格。面对历史，他是那样的真诚；面对现实，他是那样的超然；面对未来，他是那样的清醒。他幽而发愤不为尘世纷扰，刚直不阿说尽人间真话――《报任安书》便是一份成就于2100年前的中国士人宣言。司马迁是中国士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最具士人情怀的光辉典范。中国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怀，自司马迁之后，便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条子午线，一个方向盘。今天，缅怀这位文化巨人功勋卓著的一生和他高风亮节的士人情怀，我们感悟到了这种人文精神和情怀对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弥足珍贵！

但也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士人由于仕途受挫或个人命运多舛，产生的遁世情绪和狭隘的道义意识，并由此所形成的特定时期的士人文化，引发了士人情怀的内涵紊乱和理念分歧，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等，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政治上采取与统治集团不合作的态度等，对中国士人情怀产生过某种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