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士人情懷(1)

士人是存續於東方民族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深刻影響東方人類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數千年的一個社會階層。中國古代的士人，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具有傳統文化情結和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介於統治者與平民之間的一種社會力量，『有統御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1]。一方面，他們是兩千多年來各個朝代國家和地方政權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另方面，他們是民族歷史文化重要的創造者和傳承者。盛行於中國社會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要篩選、要提煉的，就是這個群體中的精英。

一、士人情懷及其歷史淵源

所謂中國士人情懷，是指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繁衍發展過程中，由士人或士人群體所秉持和堅守的特定的道德文化認知情感和在追求實現理想中所產生的集體記憶。中國士人情懷是一種被歷代主流意識形態普遍認同的價值意識。它是鐫刻在民族文化歷史長廊上的一道價值烙印，是士人階層高尚的、積極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其產生和發展具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和複雜的社會背景。士人情懷萌生並形成於士人文化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士人情懷是士人階層對其道德文化的弘揚，對其人生價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質的表現形式。它是理想主義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

首先，來源於上古時期的士子們，在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的對家國命運的憂思。有關士階層的產生、發展以及士文化繁衍形成的漫長歷史過程，歷代聖賢零零總總的論述和近現代專家學者豐碩的、較為系統的研究成果已見諸於書報網刊，為我們提供了豐盛的鑑別依據和研究史料。『士』的特徵，各朝各代的表述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徵是：具有理想抱負、有學識、有才智、有謀略的男人或這樣的男人群體（個別時代也曾有個別女士子出現，但對本文所論述的士人情懷影響不大，故一概而論之）。『學以居位曰士』[2];『以才智用者謂之士』[3]；『能治上官,謂之士』[4]；『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5]。春秋以前，士作為一個等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士之子恆為士』[6]。在先秦時代，士人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社會政治文化群體。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政治急劇變革的歷史時期，官學下移，私學興起，導致士人群體命運發生質的變化。『士』不再是『有職之人』或『有爵之稱』，已淪為『四民』（即士、農、工、商）之首。士人階層的淪落，加速了當時『禮崩樂壞』局面的形成。士人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覺醒，他們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認知。各諸侯國爭相以官養士、以學養士，士的社會地位開始逐漸回升。著名的以官養士的範例有被秦國重用的李斯、韓非等，他們的治國理論和社會實踐對中國由諸國紛爭、征戰不斷走向封建大一統起到了領航作用，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著名的以學養士場所便是齊國的稷下學宮，在150年間培育了大批有識之士，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民主的交流平台，也由此開創了一代教育文明新風，荀子和孟子就養成於這裡。一些有權勢者以養士籠絡人才，顯赫身世。戰國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各自養士皆達數千人。一方面，養士之風的悄然興起，把視尊嚴如性命的士人階層推向了寄生受辱的尷尬境地，【戰國策・齊策】記載的士人馮諼和他的『長鋏歌』的故事：『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就真實地反映了士人階層此時的處境。另方面，宗法等級制度崩壞又直接地促進了士人階層的覺醒。一些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士人通過奔走遊說，或直接參與政治、外交活動，對恢復當時的社會秩序發揮了重用作用。『策士在戰國時代也十分活躍，他們憑着自己對當時政治、軍事、外交形勢的獨到見解，遊說於各國君大臣之間，趨利避害。在各種險惡詭秘的政治環境中，策士們發揮了遊說技巧，從而促進了語言的表達能力，並創造出極富文采的【戰國策】。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私人著述的發展，士人成了文化創造、傳承的主角，這對後世文化的繁榮，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7]。

春秋末期，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導下，禮樂制度逐步恢復，士人階層也隨着禮樂的恢復逐漸壯大，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所以有觀點認為，『孔子是道德文化類型的士的代表』。士人遊說之風的興起，更提高了他們的社會知名度，為他們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爭得了一席之地；入仕方式由傳統的官方選拔為主，變為官士之間平等的雙向選擇，有道是『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種主、客兩大因素的相互催發，時至戰國，士人心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是克服厭學，埋頭苦讀以改變生存環境，朝為田舍郎暮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為當時士人社會的流行風。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貴，以道自任，捨我其誰的自我意識瀰漫士林。這種自我意識的高揚與自身價值的確認，正是士人文化趨於成熟的重要標誌』[8]。

其次，來源於儒家學說形成後，歷代士子們在對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中所秉持的以仁義為最高境界的民族氣節。自孔子出世之後兩千五百多年來，孔孟之道對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懷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和道德價值認知根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是歷代士人情懷的思想基礎。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理論，就是以士人為對象的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設計。孔子所要求的這種正人君子，不僅是個人人格的典範，同時也為社會設計了較為完善的共同的道德規範模型。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9]。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10]。孔子的傳世弟子荀子記載的有關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說得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士人君子形象：『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11]。從某種意義上說來，中國士人情懷就是儒家學說里的君子情懷。

第三，來源於士人階層中的精英們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國蒙難時，對人間世態炎涼的體味，並由此而感悟自省得到的理性反思。無論是戰國時代的士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12]，還是宋代布衣草民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13]，以及清代學士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4]，延續至今。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愛國奉獻、奮不顧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始終是中國士人情懷揮之不去的理想情結。說到這個話題，令人不得不想起太史公司馬遷坎坷一生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堅守。是司馬遷在完整準確地繼承和發揚以儒家價值觀念為其核心內容的中國士人文化的同時，將中國士人情懷歸結成為一種系統的價值觀念，成為了中國士人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宮刑受辱的生活經歷不但沒能絲毫磨損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堅定了他忍辱負重的決心和勇氣，磨鍊了他自卑而不自賤、自強而不自大的堅韌品格。面對歷史，他是那樣的真誠；面對現實，他是那樣的超然；面對未來，他是那樣的清醒。他幽而發憤不為塵世紛擾，剛直不阿說盡人間真話――【報任安書】便是一份成就於2100年前的中國士人宣言。司馬遷是中國士人的傑出代表，也是最具士人情懷的光輝典範。中國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懷，自司馬遷之後，便成為主導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一條子午線，一個方向盤。今天，緬懷這位文化巨人功勳卓著的一生和他高風亮節的士人情懷，我們感悟到了這種人文精神和情懷對我們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彌足珍貴！

但也不可否認，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一部分士人由於仕途受挫或個人命運多舛，產生的遁世情緒和狹隘的道義意識，並由此所形成的特定時期的士人文化，引發了士人情懷的內涵紊亂和理念分歧，比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等，他們『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政治上採取與統治集團不合作的態度等，對中國士人情懷產生過某種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