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的女性创作(1)

人们说起民国女性作家，往往从冰心起始，尊之为文坛老祖母。其实冰心之前还有一位陈衡哲，冰心就读燕京大学时她已任教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算得上冰心的师辈，或当得起文坛太祖母了。胡适倡导新文学运动那阵相应者稀少，连他的留学好友中亦不乏持异议者，而陈衡哲却是他的知音，他引为“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小雨点》序）。学界长期推许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实，陈衡哲的《一日》比《狂人日记》发表更早。陈衡哲和冰心等第一批现代女作家，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一样，表现了新文学初期明显的启蒙色彩。陈衡哲的《小雨点》小说集里，差不多半数是寓言，寓言体裁蕴含哲理是不言而喻的。冰心则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她作品的一个个“问题”便是她要启蒙的一个个道理。这道理出自二十来岁的闺阁千金，不要指望道理多么深刻，但作者的启蒙精神毫不含糊。

蒙昧一旦受启，情感的洪流必定如闸门大开滚滚而下，这就有了庐隐、冯沅君的创作。庐隐的小说以情感宣泄打动众多读者，一时与冰心齐名，虽然有失节制，流于滥情。冯沅君作品不多，但它们那股勇猛反抗封建礼教的情感烈焰，很是鼓舞了正在争取婚恋自由自主的男女青年，《隔绝》和《旅行》传诵一时。这类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在读者中情感的强烈共鸣正是其魅力所在。

三十年代文坛，

女性创作分化

然而宣泄或呐喊终究难以持久，何况又逢五四运动的落潮，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激越情感也随之渐渐平伏，代之而起的是她们作品的沉思。备受鲁迅赞誉的凌叔华名篇《绣枕》，即以温婉的嘲讽，描述了旧式小姐，不能取积极姿态力争婚姻幸福，竟寄望于精巧的女红，在酷暑天大汗淋漓、一针一线刺绣一对靠枕，以期男方青睐。这位小姐落伍于时代，仍然因循父母之命的老路，见出凌叔华对她的同情和批评。另一女作家袁昌英，创作的剧本《孔雀东南飞》，一反常理，把代表封建势力的焦仲卿母亲，写成同样令人同情的女性，她逼走儿媳，心理机制缘自两个女人对一个男性的争夺。作为寡居的孀妇，儿子成了她唯一依恋，失去爱子的恐惧，致使她借用传统礼教的武器自卫，作者的人性关怀反映了老套故事里新精神的观照。

之后的三十年代文坛，女性创作分化，呈现了多姿多态的风采。一群作家沐浴“五四”余晖，或继续在婚恋矛盾中缠绵低回如沉樱，或回避矛盾画饼充饥如苏雪林，丁玲则塑造了莎菲女士形象，表达五四精神的最后一声呐喊。罗淑、萧红的创作视线由女性自身的哀怨转向了她人的苦难现实，前者的《生人妻》，后者的《手》，均反响强烈。左翼作家们比注目现实苦难尤进一步，欲借文学改变现实，加入普罗文学行列。草明小说反映粤地丝厂女工的非人生活，葛琴的特色在苏南窑场窑工的艰辛。还有关露的诗，杨刚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