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研究简论 (2)

二　 近代墨学研究基本特点

学术研究总是受到学者所在时代及其所运用方法的影响，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要把握学术思想的脉络，必须了解其基本特点。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阶段特点各不相同。

（一）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其一，乾嘉时期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对儒学经典的校勘、训诂。乾嘉学人秉承了汉代学者朴素严谨的治学风格，使得他们在典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受内在方法的制约，他们研究成果缺少义理上的贯通，显得支离、零碎而无系统与整体感。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亦是如此。无论是汪中、毕沅，还是王念孙、张惠言，他们的墨学研究都仅限于对《墨子》作校勘、训诂，没有对墨学进行任何有力的阐释。

其二，乾嘉学者都有着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他们校注《墨子》只是出于校注经书的需要，不可能摒弃对墨学的偏见。因此，他们的墨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即使是最大胆的汪中，也只是对墨子评价稍微高一点，不可能夷平孔、墨的地位。同时，观念上的偏见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校注《墨子》时往往以经书来穿凿附会，因而错漏较多。

其三，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加上《墨经》文字简约古奥，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对《墨经》的研究捉襟见肘。只有张惠言作出的成绩稍大一些，然而主要研究也仅在校勘方面和“引说就经”，连训诂都很少，更不用说贯通了。

（二）19世纪下半叶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刘师培指出，十九世纪的诸子学“乃诸子之考据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xv]。这一评判同样适宜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就此而论，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是乾嘉墨学的继续。不过，这一时期的校勘、训诂方法上日趋完善，因而，校注成绩也较乾嘉时期为高。此其一。

其二，受“西方科技源出于《墨经》”之说的驱动，人们已开始发掘《墨经》中所蕴含的科技知识，《墨经》研究也逐渐为人们重视。但由于诸多限制，尚未能够重视《墨经》中蕴含丰富的逻辑思想。

其三，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实用性研究。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俞樾在为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作的《序》中就表明拉这一点：“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客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上述三点是从总体上把握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有代表的成果，我们也可通过考察《墨子间诂》的特点来从微观上把握这阶段的墨学研究特点。

黄绍箕在《墨子间诂・跋》中指出：该书“援声类以订误读，采文例以移错简，推篆籀隶楷之变迁，以刊正伪文，发故书雅记之韵味，以疏证轶事”。黄氏基本上概括了《墨子间诂》的特点，但流于笼统。《墨子间诂》基本上具有下述三个特点：

第一，吸收了孙氏《周礼》研究的成果。孙氏于1872年始贯通群经，著《周礼正义》一书。《墨子间诂》一书多处吸收《周礼》研究成果。例如，《兼爱中》：“今家主独知爱其家，不爱人之家，虽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孙氏即援引《周礼・春官・叙官》予以疏证：“家主，卿大夫也。”又如《非乐上》“非直掊潦水折攘坦而为之也”，毕沅以意改“坦”为“垣”。孙氏则根据对《周礼》的研究，认为“折”即《周礼》“哲蔟氏”之“哲”，“坦”当读为“坛”。通观全书，类似上述例证不胜枚举。

第二，吸收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研究成果。《墨子》书多古言古字，非精通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很难校勘。在孙氏之前的校勘错漏较多，原因之一就是这方面知识不够全面。孙氏在这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因此，在《墨子》校注上能够超越前人。例如，《兼爱》中：“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夏商，蛮夷丑貉。”有些治墨者误读为“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不通音韵学。孙氏根据祝辞为有韵之文这个特点，以音韵定句读，条理顺畅。又如，《耕柱》：“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许多校勘家把其改为“三足”。孙氏则从文字学金石学的角度加以考证，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二三足，故伪为三。”凡此类例证，书中并不鲜见。

第三，《墨子间诂》并不拘泥于古文学家家法。孙氏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学家，在治学上最钦佩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古文学家，但孙氏生活在晚清古文经学衰颓之世，倡言改革者均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孙氏具有变革思想，不可能不受今文经学影响，在《墨子间诂》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明鬼下》：“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这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孙氏认为“率径”当读作“术径”，并援引东汉今文经学典籍《白虎通义・五行篇》作例证。当然，孙氏仅用今文典籍校证文字，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文经学衰颓的历史必然。

（三）20世纪前三十年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明显不同于前两个阶段。从宏观上看，表现如下特点：

第一， 从内容上看，校勘、训诂与贯通相结合。前两个阶段墨学研究由于受传统方法的限制，研究范围局限于校勘和训诂两个方面。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xvi]而这一阶段则不同，许多墨学研究者不仅在校勘与训诂上下功夫。而且能够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贯通墨学的主旨。无论是梁启超、章太炎，还是胡适、章士钊等人，他们不仅精于《墨子》的校勘训诂，而且贯通墨家思想学说，梁、胡二人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已日趋完备。　　　　　　　　　　　　　

第二，就价值取向上看，由实用性研究趋向学理性研究。这阶段前期墨学研究上承十九世纪末的研究，仍表现为实用性。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即明确地说：“今欲救亡，厥惟墨学。”表明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仍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五四”以后的墨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转向实证，在目的上已不再是简单地宣传墨学，而是试图以墨学为基点来汲纳西学,以构建新文明系统，或者用墨学来融汇西方的科学精神。尤其是这时期《墨经》研究成为墨学研究的核心和焦点，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性的特色。

第二，　　　　　 广泛运用比较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这阶段的墨学研究者大多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墨学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相比较。当然，有的比较研究略显粗浅，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却有利于深化墨学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西、印逻辑比较。梁启超最早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相比较。章太炎则致力于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胡适在比较中、西、印逻辑的基础上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把握宏观上特点固然有利于了解这阶段墨学研究总体概貌，但是，要具体了解，还必须作微观分析。梁启超、胡适是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们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来管窥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

梁启超是新阶段墨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内容上看，他的墨学研究既有文字的训释，也有义理的阐释。综观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 ,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墨家学说。这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封建史学的儒家正统观念，把墨家放在与儒家并列的位置上来研究，把墨子、老子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圣”，对墨家学说也给予较多的褒扬与肯定。而在梁氏之前的研究者大多受儒学正统观念的束缚，不能客观平实地研究。其次，把墨学纳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之中，条分缕析，使墨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 ,把“所研究之事物”与“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相结合。换言之，即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仍是他“新史学”的特征。他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xvi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充分融入自己的思想，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鲜活的个性特征。

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笔端常带感情”，借墨学阐发自己的思想 ，有时不免牵强，失之粗浅。然而，梁氏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集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xviii]。因此，他的墨学研究，尤其是前期的墨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

不同于梁启超，胡适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研究墨学的，他的墨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学理性的特征。具体说，特点如下：

第一，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胡适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他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在具体研究中，他把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结合起来，这在墨子生平与书目的考证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但以实用主义哲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时则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为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能够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上梳理墨学，从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学研究成为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决定性环节。但另一方面，指导思想上的局限又使他没能真正揭示墨学和时代思潮的关系，哲学方法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

胡适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而参照系却是近代西方哲学。他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xix]正是有了这个参照系，才使他墨学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绩。

第二，注重哲学方法的研究。胡适的整个学术研究有一种化约论倾向，就是不注重某家某派的具体思想内容，而是把一切思想都化约为方法。他在墨学研究中剔除了那些所谓“枝叶”的具体内容，而紧紧把握住墨家的哲学方法。在研究“宗教的墨学”时，他便以“应用主义”哲学方法为中心；在考察“科学的墨学”时，他着重研究知识论和逻辑学。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方法的研究，是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并进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DD哲学方法。

第一， 历史主义的方法。胡适称历史主义的方法为“祖孙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历史演进线索，注意前因后果联系。把历史主义方法贯穿到墨学研究中，使胡适能够把墨家分为前期、后期，并探求其中的联系，具有开创之功。同时，他把历史主义方法和哲学方法结合起来，使得他完成了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的转换。

第二， 平等的眼光。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把孔、老、墨并称为“三圣”。而胡适则更进一步，夷平各家的关系，“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他既反对扬墨贬孔的现象，又反对扬孔贬墨的倾向。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态度为此后的研究者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