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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了易学思想的《大学》与《中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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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8 18:17| 發佈者: 对酒當歌| 查看: 1591| 評論: 0|來自: 国学文化

摘要: 为要把握“中庸”,一则要学;二则要行;学则能知,行则能成。但知和行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

为要把握“中庸”,一则要学;二则要行;学则能知,行则能成。但知和行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在这里特别强调学与行的重要,无论何种人,无论何种情况,只要坚持学习,就能“知”。无论何种人,也无论何种情况,只要坚持实践,就能成功。朱熹作注说:“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阐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吕氏曰:所入之途虽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朱熹认为,人的天赋不同,所以学、行的难易有别。吕氏的论述更为深刻:如果人们只希望自己能生而知之不肯力学,希望能安而行之不能困勉,则中庸永远只能是理论意义上的中庸,而不能为人所用,所以说“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中庸的实践,无论对己对人,无论家庭社会,其原则精神都是一致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达道五,是外向的,对家庭社会而言的;天下之达德三,是内向的,对自己而言的。无论内向外向,对人对己,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行之者一也。”

不仅普遍人如此,一国之君,天下之主,也不例外。《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其四、无过不及的思想方法。“中庸”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的思想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而不能须臾偏离。《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中庸,他的思想无时不在中庸规范之内。小人反中庸,其思想没有任何约束,以至肆无忌惮。肆无忌惮,指的是离开客观规律的胡思乱想。

如上文所述,中庸是极难掌握的,除自身的修养、认识外,还有个方法问题。《中庸》借孔子之口说:“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为什么很久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呢?《中庸》引孔子的话接着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是孔子有名的过犹不及论。过与不及,都是非中庸的表现。过者过头,超过了应有的度;不及者不足,未达到应有的度。过与不及的两种倾向有两种人最容易犯。就实践而言,聪明人容易过头,而愚蠢者往往不足。就理解而言,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何以会如此?《中庸》的作者没有展开论述。其实都有个思想方法问题。善于思考的知者、贤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容易参杂自己的主观成份。所谓的愚者、不肖者(这里的不肖者实际上还是指愚者)表面看来好像是思考能力不及,实则同样是参杂了自己的主观成份,只是愚者、不肖者通常受知者、贤者的影响乃至愚弄罢了。

中庸既有思想修养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呢?《中庸》的作者概括了五个方面:“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这五个方面简单说来就是敏、宽、刚、庄、密。敏是观察事物的敏锐;宽就是宽容,不狭隘,不拘于一隅;刚便是刚毅,不软弱;庄即端庄严肃;密就是细密详察。不敏不能临事,不宽没有度量,不刚没有原则,不庄无人敬畏,不密无从区别。五者俱备,深藏广蓄,一旦运用,无不中的。《中庸》描述它的功用说:“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讲究的是不偏不倚,故其思想方法也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就一般而言,在上位的人往往易过,而在下位的又往往不及,因为位置的上下是相对而言的,官员中都有自己的下属,就是最低级的官还有他治下的百姓,所以官员这个群体总的倾向是容易过头,而组织体系愈强的愈易过头。故《中庸》特别强调“君子”的思想方法要防止过头。《中庸》引《诗》立论说:“衣锦尚玻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舱咭挛蘩镆玻也就是单衣。为什么绣有花纹的锦衣外面还要加上单衣呢?就是嫌花纹太露了。以此知君子之道贵在内蕴,而不在外表。内蕴既深,外表虽然暗淡,日久而愈加显露它的光芒;内蕴肤浅,虽然外表引人注目,但很快就会在人们的印象中消失。淡而不厌,简而有文,温而成理,这才是行中庸的正确方法。

不仅如此,《中庸》的作者认为思想方法还与仪表、言辞、仪容有关。作者引《诗》和孔子的话立论说:“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靠厉声厉色来教化百姓,等而下之,因为它离中庸太远。

从上述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中庸”决不是人们习惯所说的折衷主义,不是与放弃原则划等号的“中庸之道”,更不是于两者间取其平均值的简单算式,而是一种非常老到的思想修养和极其严格的效果要求。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惟其尚“中”,所以能“和”,惟其乐“和”,所以要“中”。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一切惟是求,惟中是律。这种价值取向的中庸说来源于何处呢?我们说来源于《易》理。试看《周易》各卦,阳爻的三、五,阴爻的二、四,一般都是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当然也有例外)。如《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屯》卦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是。”六四:“乘马斑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卦位贵中,因二、三、四、五处六爻之中,而二、四属阴,三、五属阳,所以各爻以九三、九五、六二、六四为贵。因为《周易》早于儒家各经典,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儒家伦理的中庸说来源于卦爻的中位说。

由于卦爻最早体现了上述的贵中思想,因而后世解卦纷纷发展了中位之说。《乾凿度》借孔子之口说:“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一卦中只以第三、第四爻为正,理由是三下有一.二,四上有五、六,两爻正好居六爻之中。《易传・系辞》则和我们上面列举的现象一致,阴爻以二、四为中,阳爻以三、五为中。《系辞下》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虽然异位,却是同功,都属中位。晋人王弼根据《系辞》“二多誉,四多惧”的思想另立新说,贵二、五而不尚三、四。以何者为中的说法虽然不一致,但贵中的思想则是一致的,而且排除处于两端的一、六,也是一致的。为什么要排除,就是因为它们处于两端,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系辞下》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所谓本末,也就是两端,即开头和结尾。两端为什么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呢?韩康伯注《易传》解释说:“夫事始于微而后至于著。初者数之始,拟议其端,故难知也。上者卦之终,事皆成著,故易知也。”《正义》就韩注进一步发挥说:“初难知者,谓卦之初始,起于微细,始拟议其端绪。事未显著,故难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谓卦之上爻,事已终极,成败已见,故易知也。”卦爻是用来占卜的,初爻太隐,上爻太露。太隐看不出苗头,太露又藏不住凶吉,所以占卜不取。就事理而言,太隐太露,是两个极端,隐则不及,露则过头,所以不取。


来源:国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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