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的文化價值（1）

燦爛的中國文化史培育出無數的明星,他們有的光照一代，有的『各領風騷數百年』，有的甚至光耀千古，如上古的孔子和中古的蘇東坡。進步，無疑是文化發展的潮流，『江山代有才人出』，時事必然造就現當代新的文化大師。啟功先生就是其中的翹楚，而且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間世』的翹楚――亦即不是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人物都能成就的領軍人物。古人評價文化大師常用『道德、文章』為標準。但我以為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人固然偉大，但未見得都可親可愛，要成為一個完美的文化大師還須有『性情』，啟先生恰恰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

蜚聲海內外的書畫大家

所謂『文章』是指廣義的學術或藝術水平，這當然是成為文化大師的基本標準。如果一個人能在學術或藝術領域中專精一項，或兼擅一兩項，已屬難得。啟先生不但能橫跨學術與藝術兩大領域，將學術藝術化與藝術學術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這兩大領域中又兼擅數項，並能達到頂級水平，堪稱全能、全才之大師，故尤為難得。

就藝術領域而言,眾所周知啟先生是蜚聲海內外的書畫家。就實際情況而言，啟先生的書名要遠高於畫名。然而啟先生從小立志要當的卻是畫家，故青少年時於繪畫用力甚勤；加之先後拜書畫名家賈羲民、吳鏡汀、齊白石為師，並深受號稱『南張北溥』的溥心及溥雪齋等大師的親傳，故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即已享譽畫壇，常有多幅作品同時出現在全國性的畫展上。據啟先生的友人王靜芝先生所云，當時兩張啟功可以換一張董其昌足見其聲譽之高。啟先生學畫從臨摹入手，恪守傳統，接續了水墨畫的正脈，延續了文人畫的精神，筆觸精微，一絲不苟，尤喜元四家及清四王的作品，盡得其畫理之精髓、筆墨之靈趣及皴染之技法，風格空靈雅潔、澄澈明快，深具『蘭飄竹撇寫離騷』的詩意。在恪守傳統的基礎上啟先生也有創新，如對色彩的大膽使用，竟與西方之印象畫派有某些暗合之處。也許真的是『文章憎命達』，1957年啟先生竟『莫須有』地在他一手參與策劃的畫院被打成『右派』，這對他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從此決心封筆不畫。只有到『文革』後期之後才技癢難收，偶拾零紙，小潑丹青。但那時他已被『書債』所累，故很難重回巔峯。如果沒有那場噩夢，誰敢說啟先生的繪畫不會和他的書法一樣輝煌？

但也許又應了另一句古訓：『天道酬勤』，當繪畫生涯遭到摧殘時，他的書法成就卻方興未艾，蒸蒸日上，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達到如日中天的高峯，世人稱為『啟體』，即在多方吸納傳統書法的成就上，自辟蹊徑，獨創一格。其風骨恰如翩翩美少年，風發激越，策馬揚鞭於柳陌花衢；其閒雅恰如文人雅士，輕裘緩帶，促膝於几榻，轉見風采；不衫不履，相聚於山林，盡得倜儻；其瀟灑恰如【論語】所云：『春服既成，浴與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其高華恰如稼軒詠山之譬喻：『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期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總之，他的書法與其繪畫一樣，都堅守了它們應具有的美學原則――雅俗共賞之美，賞心悅目之美，深具文人才情的氣質和書卷的文化內涵。這在浮躁氣充斥書壇畫界，出現大量以標新立異、粗頭亂服、東倒西歪、以怪為美甚至以丑為美的當今尤具撥亂反正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並將對中國書法史產生深遠的影響。啟先生還是一個卓越的書法理論家，提出很多諸如『師筆不師刀』，最佳的結字當符合『黃金分割』等命題，都堪稱不刊之論。難怪書法界很多人都稱啟先生的書法成就可以跨越明代的董其昌直接元代的趙孟\，堪稱幾百年才出現一個的書法大師。

而最能體現將書畫藝術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在書畫領域將藝術學術化、學術藝術化的是啟先生的書畫鑑定成就。啟先生嘗自稱平生用力最勤的也在此。他的書畫鑑定有很多一般鑑定家不可企及處。首先是經眼廣，從十幾歲起就隨賈羲民先生『泡』在故宮的書畫館，聆聽專家的指點；30多歲就擔任故宮專門委員，負責書畫鑑定；解放後又入文物局，繼續搞書畫鑑定；尤其是『文革』後，先後任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主任委員，一生經眼的古書畫當以十萬計。而啟先生天資聰穎，凡一經眼，即過目不忘。二是以書畫藝術家的身份進行書畫鑑定。他對古代著名書畫家的風格、構圖、着色以至筆墨特徵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會創作卻不懂理論，或懂些理論卻不會創作，啟先生有兩手，且兩手都過硬。三是兼以學者的身份搞鑑定，即不僅靠眼力，還能靠學力，能從墨跡之外，諸如稱謂、避諱、背景、史料等發現很多一般鑑定家發現不了的問題。這是將藝術學術化最典型的體現，也是他能獨樹一幟居於當代鑑定大師前列的重要原因。

在充分肯定啟先生書畫藝術的文化價值時，更應強調的是啟先生首先是一個學者，他在學術領域具有更深遠的文化意義。啟先生是一位全能的學者,他兼擅古典文學、文獻學、考據學、史學、小學（包括文字、訓詁、音韻等諸學）、紅學、敦煌學、佛學、民俗學，以至對小說、占卜、三教九流之學皆有廣泛的涉獵。換言之，今日之學術分科完全不適用於他，他是一個『大雜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詡。他的古典文學、文獻學、考據學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華書局四卷本的【啟功叢稿】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啟功講學錄】及三聯書店的【論書絕句】一百首中，其中像【急就篇傳本考】【平復帖說並釋文】【蘭亭考】【山水畫南北宗說辨】【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等書畫考辨文章，【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談詩書畫的關係】【南朝詩中的次韻問題】【說八股】及【講學錄】中的【論文學】【論學術思想】【論古籍整理】等論古典文學及文獻學的文章都是見地深刻、在相關的學術領域中佔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中華書局校點的【二十四史】的【清史稿】(與人合作)一書，解決了很多長期難以解決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名及其他疑難問題。他的小學成就主要體現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體論稿】、中華書局的【詩文聲律論稿】、商務印書館的【漢語現象論叢】等專著中。【古代字體論稿】將文字學、文字史與書法學、書法史的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實屬兼顧這兩個領域的開山之作，也是將學術與藝術相結合的典範。【詩文聲律論稿】不但將複雜的詩詞格律簡明化，而且將聲律現象引申到古『文』中，更是在王力系統外另樹殊途同歸的又一學派。他的紅學成就主要體現在【紅樓夢】注釋及幾篇【紅樓夢】的論文(包括對民俗的考辨)中。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程乙本』，原想請俞平伯先生作注，但俞先生推薦了啟先生。可以說解放後讀者所讀的大多都是啟先生所注的【紅樓夢】，只不過由於時代的原因，有的標出注釋者，有的沒標出注釋者而已，這對推廣普及【紅樓夢】貢獻甚大。他的敦煌學研究主要體現在與幾位學者合作編著的【敦煌變文集】中。啟先生小時曾正式皈依喇嘛教，法號『察格多爾札布』，故深通佛學，並將其智慧運用到學、藝之中。

啟先生治學有兩大特點。一是繼承了乾嘉學派及後來的章黃學派的傳統，特重文獻的搜集與考證，言必有據，絕不做空頭文章。這主要受益於恩師陳垣校長。他在紀念恩師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文中曾敘述道：『老師常說在準備材料階段，要「竭澤而漁」，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條材料。』上述的那些書畫論文都是這種學風的代表作。

二是獨出機杼、別具隻眼，充滿了『啟氏』智慧，道別人所未道或不能道。如論中國詩歌發展史曰：『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人的詩是嚷出來的，宋人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後的詩是仿出來的。』短短的四句話真勝過一部詩歌史綱。又如論史學觀曰：『後世秉筆記帝王事跡之書，號曰【實錄】，觀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飲食，未聞言吃真飯，喝真水，以其無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偽者。史書自名實錄，蓋已先恐人疑其不實矣。又實錄開卷之始，首書帝王之徽號，昏庸者亦曰「神聖」，童I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實矣。』史識之高令人頓悟。又如論漢語詞序排列的靈活性曰：『大漠孤煙直』五字，可組成十種句式，如果給它們各配上一個相關的詩句作背景，則其中的九種都可講通。真乃匪夷所思的才人之論。再如論漢語聲律學曰：詩人王仲宣為何喜歡驢，魏文帝又為何讓吊者『各作一聲以送之』？蓋驢叫有四聲也，並當眾親自模仿，聞者無不大笑，大笑之後無不佩服他的聰穎。再如論【紅樓夢】寶黛愛情的悲劇曰：『從前習慣「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兒嫁給舅舅的兒子，叫做「骨肉還家」，更犯大忌。血緣太近的人結婚，「其生不蕃」，這本是古代人從經驗得出來的結論，一直在民間流傳着。本書的作者賦予書中的情節，又豈能例外。』真可謂釜底抽薪之論。所以我們讀啟先生的文章，總能發現很多令人驚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