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王永年去世 曾譯【在路上】【十日談】

王永年

【十日談】

著名翻譯家王永年於7月21日在京逝世。他去世的消息一傳開，很多網友撰文表達紀念，傳媒界、出版界、作家等紛紛對王永年一生致力於西方文學的中譯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感激。很多人回憶說，王永年翻譯的【在路上】對他們的精神成長影響深遠，而王永年翻譯的博爾赫斯作品，更是對很多中國作家在創作形式上的新探索影響深遠。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等多種外語，翻譯多部世界文學名著。以王仲年筆名翻譯的系列歐・亨利小說，出版多種版本，受到英美文學研究者的好評，他又從義大利原文翻譯【十日談】、【耶路撒冷的解放】和【約婚夫婦】，是中國從原文翻譯【十日談】的第一人。

王永年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的父親解放前曾經是國民政府雲南省鹽務局局長，父親英文很好，畢業於南洋工學院，該校是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小時候，王永年家藏書很多。父親從小教育他自食其力，王永年從來都不伸手要錢，而是自己做家庭教師，給別人補習功課掙錢交學費。他從學校畢業時，父親才給了他30塊錢，他買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王永年從高二直接考大學，高三下半學期16歲的他便被錄取。上海好幾所大學都錄了他，因爲上海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又是民國時期上海最好的大學之一，王永年就選了它。中學起王永年到處兼職掙錢，同時做幾份家教，中學生小學生都教，外文更不用說。但做這活兒『精神上不太愉快』，因爲請得起家教的都是有錢人，他們把王永年當傭人看。有時候學生太笨，學不好，身爲家庭教師的王永年也跟著挨罵。

中學時代，王永年就打下了較好的多種語言基礎。因王永年中學時本想學醫，那時的德文醫學院，也就是同濟醫學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他學過德語。英文是非學不可的，抗戰時期日文也一定要學，蘇聯革命的影響，王永年又用業餘時間學了俄語。所以，王永年中學時就學了4種外語。

在那個年代大學的博雅環境裡，王永年被薰陶出來。當時很多學者中英文貫通，甚至學貫中西。一些中文系的老先生，雖穿著長袍馬褂，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語。所以教出來的學生英語都挺好，即使中文系的學生也可以用英文聽課。有的課說好用中文講，但竟然還有學生不給老師面子，把註冊卡還給老師，說不上這門課了，要到用英文講課的地方去。不過，這也是教會大學的特點，重視英文授課和使用英文教材。這樣的語言環境，自然爲王永年此後的翻譯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礎。

青年時代的王永年曾是著名作家張愛玲同窗，時隔多年之後他仍記得當初的情景：『張愛玲也在聖約翰聽過課，我們在一個班念過英文。她頭髮留得很長，長得比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農村小孩穿的虎頭鞋吧，有兩個耳朵的，她就穿著這種鞋，黃顏色帶一點紅的比較粗的布做成的那種，到學校上課，很特別。我不記得和她說過話，她看不起人，我幹嘛要和她說話？你別以爲她怎麼樣，她有時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曾經看作是榮耀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生的光環，在時代巨變之後反而成爲負擔，良好的語言能力也在新時代顯得格格不入。王永年本來日、英文俱佳，後來日本投降，日文用不著了；抗美援朝，英語也不吃香了。找工作時，會英語非但不是一種資本，反而變成一種負擔。尤其聽說是聖約翰出來的，受過美帝國主義教育，對找工作沒有好處。最後王永年是靠俄語找到工作，在學校里做俄語老師。可是不久，中蘇關係惡化開始反蘇反修，俄文也不靈了，王永年便自學了西班牙語。那時，全中國懂西班牙語的也不多，大學裡有西班牙語系，但學校還沒有畢業生。

王永年在雲南教授俄語，學生喜歡上他的課，好多工作人員也來聽他的課。但當時王永年的祖母和父母都在上海，希望他回滬，王永年便於1950年代初離開雲南，王永年就以自動離職形式返回上海，工齡不能延續。回到上海後，一切從頭做起。當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藝出版社招考外文編輯，王永年去應聘。400人報名，初招40人考試，最後錄取一個。因在聖約翰大學良好的英文教育，王永年考起來不在話下。

本以爲可以安穩呆在上海陪伴家人，沒想到因緣際會又讓王永年離開。1950年代末，新華社要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導組，到上海尋找人才，通過中共上海市委打聽到譯文出版社有個王永年懂西班牙語，結果沒有見過王永年就把他的關係轉到了北京。王永年隻身到了北京。到北京後，恰逢趕上三年自然災害，他自己吃不飽，還要往家裡寄糧票。直到1973年，王永年的家人才調到北京。

『文革』中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打擊。不過，因爲王永年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翻譯者，相對遠離於政治，反而在時代的厄運中陰差陽錯地尋覓到一方棲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歲月，王永年還是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時沒有害人之心，能幫忙的時候幫人家忙，人家也不會下手來整你。但有人不是這樣。最典型的例子，我們那時出個小錯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說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機上「O」和「L」連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變成了「L」，就變成「Mal」了，「Mal」就是壞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個頭子，他就寫成「壞」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這是對毛主席不忠，要開批判大會。在此之前，因爲我和他是住一個宿舍的，我就說這種事，人家比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錯。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檢討後，反過來就把矛頭指向我了，說，「我這麼錯，王永年還輕描淡寫，說只是一個字母之差，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