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风雅精神与君子人格（1）

春秋时代是因为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春秋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自立，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而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而披坚执锐豪气凛然，他们举手投足讲求礼仪，气度从容，赋诗言志，唇齿留香，显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风雅精神和君子气韵。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时代称之为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是整个“轴心时代”文化的动人心魄的一幕。

城邑文明与春秋社会的历史土壤

春秋文化是以城邑文明为历史土壤而生成的，春秋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城邑文明的高度繁荣。

城邑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英国史学家柴尔德（Prof. V. G. Childe）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史前时代有两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一次是城市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扬。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进入野蛮的话，“城市革命”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

侯外庐等学者早就指出，商周时期的文化进步主要因为这一时期进入了“城市国家”。中国不仅有成熟的城邦文明，也有发达的城邦理论与城邦思想。《周礼》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而这正是城邦政治的总体原则。《周礼》是以周代的京畿为中心为诸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可供诸邦效仿的城邦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遗址，也在古代典籍里看到古代城邦的理想蓝图。虽然《周礼》不免有想象的成分，但其总体还是以现实为基础勾勒出来的，因为古代中国毕竟有长期城邑文明发展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中国进入典型的城邦时代。随着周室东迁，诸城邦脱离了西周宗盟的束缚而纷纷自立，走向了独立的城邦时代。

自立的城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聚集着文明聚集着财富聚集着经济与军事实力，诸侯各城邦开疆辟土迅速形成了浪潮。《左传・成公八年》记申公巫臣曰：“夫狡焉而思启封疆以立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摆脱了西周盟主束缚的诸城邦不再是甘于小国寡民的旧的城邦贵族，而以一种新的主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城邦贵族的自强和自信空前高涨，他们要壮大自己城邦的力量，重建城邦国家的新格局。

《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谓：“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而时至春秋，诸侯不再由天子分封，其地也不足以容纳其民，城邑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被焕发出来的不仅是争霸城邦的野心，也有建设城邦的信心。一方面是原有的城邦扩大了增强了，另一方面是旧有的城邑已装不下城邑贵族的勃勃野心，一座座新的城邑建设起来。据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都23，邑345，《春秋》与《左传》有关筑城的记载共有66处，这些记载既有旧城的修缮又有新城的建筑，涉及到的城市有82座，由此可见一个以国都为中心以城邑为网络统治着广大乡野的城邑文明系统已经形成。

繁荣的城邑文明是春秋风雅精神的生长的坚实的社会保证和经济支撑。居住于城邦中的是被称为“国人”和“君子”的城市贵族阶层，他们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的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贵族们“紫衣狐裘”（《左传・哀公十七年》），“每食击钟”（《左传・哀公十四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们的居处是“夏屋渠渠”（《诗经・秦风・权舆》），公室是“美仑美奂”（《国语・晋语八》及《礼记・檀弓下》均载）。而外交间往往举行重大的宴享活动，他们于华屋高台间杯觥交错，赋诗唱和，衣袂飘飘，文采风流。这与一般野人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诗经・豳风・七月》）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差别。《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在公朝工作的工作餐竟然是“公膳日双鸡”，贵族的富庶与奢华可见一斑。离开城邑文明很难想象春秋风雅精神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