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纸媒包含文化记忆 笨办法最能保存文明 (3)

文人与吃饭

高杨：你曾说，“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吃饭这个事实。”文人一谈钱，一谈私欲，就要受到攻击。也有些人，假借文学之名经营自己的名利，对这两种情况你怎么看？

李敬泽：文学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反对形而上学，不要仅仅从概念上理解世界。我们要通过文学保持对人和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受力。

有些人自己很拧巴、很复杂，但看别人就非黑即白。文人怎么就不能跟别人谈版税、谈印数啊？轮到他出书，他难道不谈吗？人的生活是多向度的，在写作的时候是个作家；谈恋爱的时候，是个男人；对付孩子的时候，是个父亲；上班的时候，是领导或者是个下级。由于这些复杂向度，我们自身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说，他在文章中金刚怒目，见了他爸他妈，也一样金刚怒目，那他不是一个神经病吗？

每个人自觉不自觉的都是这样的。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其实跟被指责者一样。我们要求别人高度自治，我们自己经常不自治。一方面努力自治，一方面矛盾纠结，这就是人类的基本境遇。人类的伟大精神导师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他们的伟大之处，不是告诉人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高尚的，而在于他们都承认人类本来就有弱点，然后，他们指出，如何带着这些弱点、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尚。所以，对人责之太严，那也不是什么优秀品质，那叫刻薄，实际上是拿着人类的弱点去否定人有追求高尚生活的可能，那结论就是，你反正也是有狐狸尾巴的，我也有，算了，我们都别装了。(笑)

高杨：中国文人都很穷，你也挺同情他们的。

李敬泽：什么叫我很同情，我也不是富人(大笑)。

高杨：当然文人的收入也不能跟房地产商比，但文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更大？

李敬泽：你这就是佛家说的差别心、比较心。让人心里不平衡不舒服的常常不在自己有多少，而在于邻居有多少、在于比较，比如你非要拿文人跟房地产商比。杜甫很想做房地产，不过他要建的是保障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很有意义和价值。

生活的确不是完全靠钱来衡量的，对文人来说是这样，对别的人也是这样。除了钱带来的一切之外，我们还需要尊严感、归属感、安全感、公平感、“有意思感”等，这些感受多少和钱有关，但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这属于生活意义，和钱一起决定着我们幸福还是不幸福。客观地说，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钱都比以前多了，但很多人严重地缺乏幸福感，有钱的人也焦虑拧巴。如果你抱着一个信念：我不骗人家，别人也在骗我，那我干脆也去骗人。如果我们把相互的关系搞成这样，就算赚多少钱，也依然是不幸福。

所以，收入低不是什么好事，穷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们会在构成幸福的诸种意义中做出权衡和选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做了一个选择。这绝不是说陶渊明恨五斗米，对于陶渊明来说，五担米才好呢！但，如果让他用尊严来交换，那他肯定还是选择“不折腰”。（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