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4)

在此期间，甚至连曾主张“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的顾颉刚[19]，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团遍访华北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状况以及民族危机的临近。归来之后，他就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20]1933年11月20日，他在应《东方杂志》之邀撰写新的一年《个人计划》时也坦承：“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还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说：“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实在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恨遭逢的时代太坏，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法安心工作，所以仅得如此，否则成绩一定超过现在十倍。”[22]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说：“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23]。

显而易见，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专注于“故纸”的钻研。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24]董允辉也在致陈垣信中感言：“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觏。”[25]

第二，在战争期间，尽管仍不乏有学者笔耕不辍，继续坚持学术研究，但与战前相较，他们的观点与取向大多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也促使了“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

总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尤其强调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它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有所驳议，甚至在研究结论上，刻意追求某种标新立异。平心而论，这本属学术范围内的探讨，尚无大碍。可是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种研究取向就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围绕着屈原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学界曾经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胡适甚至径直断言屈原只不过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而已[26]。然而时过境迁，在抗战中，当闻一多得知有学生想写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时，便立即提醒说：“屈原的诗篇为我们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爱国文学传统，鼓舞了几千年来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献身精神，……我们今天的浴血抗战，也正是屈原精神继续存在的活见证。否定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会有什么好处呢？”[27]

又如，1935年，姚从吾初撰了一篇重评耶律楚材的文章，一反传统的贬抑观点，对耶律楚材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不过他并未继续完成，更不敢发表。为此，他还曾致信傅斯年解释说，因该文叙述“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内地时，对汉文化的种种匡救事业”，而“现在那里是表彰耶律楚材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似乎不应在现代发表！因此决定停止，另想他种题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