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底线要坚守

        何亚福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兴浩提出允许“转赠二胎生育指标”的建议，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我在《简评今年两会有关人口政策的建议》一文对此进行过评论：“虽然李兴浩使用的是‘转赠’一词而不是‘买卖’一词，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了受赠指标者必须为转赠指标夫妇购买社保、医保、人身意外保险等国家现行规定的所有基本保险，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至终老，还要资助转赠指标夫妇的子女完成大学学业等等。这样一来，受赠指标者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有可能超过不符合政策生二胎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见，名义上是‘转赠’，实质上并不是‘赠’，因为所谓‘赠’，是指‘把东西无代价地送给别人’。我认为，‘转赠生育指标；这种建议是很荒唐的，但正是由于荒唐的计划生育政策，才导致李兴浩提出这种荒唐的建议。”

本来，我不打算再评论“转赠生育指标”的建议了，然而，最近我看了两篇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一篇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先生的文章《能否将你的生育指标卖给我》，另一篇是旅美学者史律先生的文章《“生育指标”可以拿来交易吗？》，于是我打算再评论一下“生育指标交易”这个问题。

傅蔚冈认为：“在我看来，可行的生育指标转让不仅限二胎，一胎也可以交易，而且交易的对价并不是各项保险，而是现金。政府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交易平台，想转让指标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登记，而想多生孩子的可以在这个平台购买指标。甚至，那些已经将生育指标转让的夫妻一旦将来想生孩子，也可以通过这个市场再把指标买回。与目前通过社会抚养费来对多生孩子进行惩罚相比，生育指标交易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让想多生孩子的人体面地生育，而且他们在多生孩子的同时又帮助了另一部分群体改善生活。”

如果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傅蔚冈的上述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在讨论生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生育问题不但涉及到经济问题，也涉及到人文、社会伦理、文化等问题。如果允许生育指标交易，按照这种逻辑，还可以推导出如下两种情况：

其一，有些贫困夫妇生下孩子后，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孩子，如果允许人口买卖，这些贫困夫妇就可以把孩子卖给富人。这样，穷人可以通过卖掉孩子而改善生活，富人也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孩子。

其二，有些人一贫如洗，还要抚养年迈的父母，如果允许卖身，这些贫穷的孝子就可以把自己卖掉给买主当奴隶，用所得到的钱给父母养老。但这样一来，岂不是奴隶制复活了？

显然，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理念。我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必须坚守一些底线，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中一个底线是：对于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命权和生育权），是不能进行交易的。一旦突破底线，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

史律在《“生育指标”可以拿来交易吗？》一文中说：“如果一场交易在交易双方都自愿、交易后果信息都透明公开并且不伤害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按市场自由派的经典看法，这双赢的交易就不应该被禁止。然而古今中外，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到当代的发达社会，双赢的交易因为‘令人反胃’被禁止的可太多了。”史律并举了一个例子说：“即使在美国社会风气最为多元宽容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多数民众感觉厌恶为理由禁掉一个对他人无害的交易也不罕见。和很多欧美人士一样，很多加州居民认为吃马肉非常令人反胃，非但自己不吃，别人也不应该吃。于是马肉的禁售令就这样以一个全民公投的程序成为了法律，投‘赞成禁止’的选民足足占到百分之六十。”

我认为，吃马肉与吃牛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加州居民允许吃牛肉，那么迟早也会允许吃马肉，因为一种行为是否“令人反胃”，如果没有涉及到基本人权，是有可能改变的。但吃人肉，这种“令人反胃”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合法，原因很简单，我们是人，吃人肉突破了人的基本底线。作为一个人来说，总有一些底线要坚守，否则这个人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同样，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一些底线要坚守。生育指标交易，突破了人类的基本底线，因为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在生育权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坚守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