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超生”无异于“告密”行为

7月28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发了一条微博说：“今日与朋友聊天，曝出一条鲜为人知的‘秘密’：今年3月16日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曹廷炳意外死亡，但其实，这位北大博士、哈佛博后，05年归国的青年才俊的直接死因是，该系7名同行联名告发曹‘超生’二胎，曹由于遭受‘开除公职’威胁，压力过大，跳楼自杀。计划生育害死人！”

如果这条微博所说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我有两点感想：第一，曹廷炳教授的心理素质太脆弱了；第二，曹廷炳教授的7名同行联名告发曹“超生”二胎，其实是一种可耻的告密行为。

十多年前，我在本地一家报社当记者。有一次，有一位村民向我举报本地有一位镇长超生。在那以前，也有一些群众和退休老干部向我举报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对于这些举报，我一向比较重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些举报进行一些调查。然而，对于“举报超生”这种事情，我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是这对夫妇的私事，因此，我冷冷地对这位村民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告密。”

在我看来，“举报”与“告密”，这两个词的实际意义差不多，都有“告发、揭发”的意思，但“举报”是一个褒义词，而“告密”则是一个贬义词。举报的对象仅限于侵害公共利益、威胁公共安全的人或行为，而告密则往往涉及到个人隐私。既然我认为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是这对夫妇的私事，因此，我认为“举报超生”是一种“告密”行为，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损害了自己做人的尊严。那些“举报超生”的人，认为“超生”侵害了公共利益；但我认为，在低生育率的现实情况下，“超生”是利国利民的行为。

当然，也有一些人“举报超生”，并不一定是认为“超生”侵害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获得奖励，因为计生部门一般都会对“举报超生”的人予以奖励，下面举几个例子：

其一，2012年4月11日宁德新闻网报道：“近日，福安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设立党员干部“违反计生行为”有奖举报电话，如查证属实，举报超生行为的奖励6000元。”

其二，2011年8月27日《贵阳晚报》报道：“贵州省人口计生委正式下发新出台的《贵州省违法生育举报奖励办法》。凡被举报当事人不符合《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条件怀孕的，经查实后，每件给予举报人1000元的奖励；被举报当事人违法生育的，经查实后，每件给予举报人2000元的奖励。其中，被举报人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以及从事其他各类经营活动人员，不符合《条例》规定生育条件怀孕的，经查实后，给予举报人2000元的奖励；违法生育的，给予举报人4000元的奖励。”

其三，2010年4月7日《鲁中晨报》报道：“张店区人口计生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根据有奖举报新规定，举报内容经查实后，举报违法怀孕二胎的，奖励3000元；举报违法怀孕三胎及以上的，奖励4000元。举报违法生育的，举报人可获最高1.1万元的现金奖励。”

其四，2009年3月2日招远市人口计生局网站刊登了一份题为《招远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办法》文件规定：“对举报政策外怀孕并经查实的，奖励2000元；对举报‘违法生育二孩’的，奖励15000元；对举报‘违法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奖励25000元；对举报违法收养子女的，按被举报人子女总数计孩次按上述标准予以奖励。”

从上面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招远重奖“举报超生”，最高奖励竟然达到2.5万元！这些奖励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社会抚养费”中来，并且，“举报超生”的奖励仅占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对一例超生夫妇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可能远远超过2.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