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中国第一位翻译名著《十日谈》的王永年老先生去世，让老一辈文学翻译大师中又少了一位。大师远去，而关于翻译的话题却因此而发酵。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近些年，中国翻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有网友感叹说：“翻译稿费那么低，当代翻译事业要发展只能靠高帅富、白富美们无私奉献了！”如今，全民都在风风火火学外语，然而，好的译者却越来越青黄不接，好的译著也越来越少见。恶劣译品却充斥着市场，非专业的、不负责任地乱译随处可见。甚至，有些译者出一本书换一个笔名，完全不负文责。在出版多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时代，文学翻译的严肃性越来越不重要。难道，我们的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比烂”的时代吗？ 专题采写： 记者 李文 本期嘉宾 余中先 何刚强 林少华 赵武平 范晔 出版成轴心 翻译问题多 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讲现在翻译出版领域的问题。翻译工作如果围绕出版轴心转，不是不可以，但会带来种种问题。在出版和翻译者的关系中，翻译人往往没有决定权。稿费太低，挫伤了译者的积极性。出版社为了抢时间，给译者的时间太紧，也会影响质量。当然，也有的译者水平有限。现在，出版社的编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做很细致的后期工作。就拿稿费问题来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多年前曾经出台过相关的著作版权法令，当时有给了一个大约是每千字20~60元的翻译稿费参考数值。这么多年过去了，出版社仍在按照这个标准给译者稿费。 在国外，出版行为比较成熟，有自身平衡的机制。各种层次的作家、译者、读者都有。所以，出版各种类型的图书，虽不至于发财，也不至于饿死。在国外，有文化基金会等资助机构会出资资助这些很难盈利，却很有文化保护培育价值的出版行为。而在中国，应该说晚清以来，总的传统是尊重翻译家的。但现在来看，翻译者的工作换不来实际的名和利。不仅稿费低，也不能靠这个工作得到应有的肯定。在高校体制内，翻译作品不能算作教授们的学术成果，这打击了许多年轻人的积极性。现在有钱人倾向于投资到体育、电影这些能盈利的项目中。文化多是为了搭台让经济唱戏。实际上，真正的文化是难以带来商业利润回报的。以商业的逻辑很难真正做好文化事业。 现在翻译界人才青黄不接，尤其是小语种的文学翻译人才。除了英语以外，学习小语种的人很少做翻译工作。这就使得很多好的作品难以推出。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长期的工程。要真正给名、给利，让有心做翻译工作的人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吸引人才。在大学外语系，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强文学翻译训练，尤其是要鼓励外文教师们从事翻译工作。整理翻译乱象，这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涉及多方面改变的问题。 过了四、六级，可以搞翻译？开玩笑！ 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现在翻译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学外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是翻译的质量却一路在下降。当下学外文的条件很好，但真正精通的人很少。很多翻译作品，根本经不起对照。从文化管理部门到普通百姓，对翻译工作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只要懂外文，就能搞翻译”。有些人甚至认为有了英语四、六级证书，就可以做翻译了，更是开玩笑！这种认识使得翻译工作的报酬极低，真正有水平的人根本不做翻译，翻译工作都交给了一些缺乏专业资质的人做，如此陷入恶性循环。搞翻译，不仅要外文好，中文也要好，还需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文学天赋。以前为何有一批搞翻译的大家出现？因为他们的国学功底好，除了会外文，同时也是作家、诗人。 2006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在包括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在内的三所院校开办翻译专业试点。2007年，又开始培养翻译专业硕士。到现在，已经有160所院校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硕士。这一方面说明了现有的外语学院不能培养专门翻译人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下社会对专业翻译，尤其是笔译的迫切需要。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翻译专业都在成立，但却有相当的院校没能力培养真正好的翻译专业硕士。无论是在培养方式还是在招收学生水平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学术型院校，对理论素养要求高，而翻译专业则是以实践为重的专业。在教学中如何让学生真正实干起来是个问题。招收进来的研究生，中文、外文水平都不够厚实，两年的时间，语言打底都很紧张，更别谈其他学科的综合积淀了。当下，大家对翻译质量的抱怨非常多，但是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翻译人才的培养何其艰难，这里面有学校培养的问题，有本人的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林纾、严复这样的翻译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当下大学教授们面临着翻译作品难以算为科研成果的困境。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翻译本身就是创作。让相关的专家进行专业的评审评估，建立评审制度，给高质量、优秀的翻译作品以应有的承认就好了。 日本文学翻译图书市场要小心“崩盘” 翻译乱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出版社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把文化当事业追求，现在推向市场，大多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文化自尊、道德自省、使命感，不能说没有，只是不再重视。 当前，日本文学翻译图书市场相当混乱。其特征，一是“一窝蜂”，一是“一刀狠”。不少民营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甚至在一个日文编辑也没有的情况下就“地毯轰炸式”大出特出日本文学翻译作品，不仅置译文品质于不顾，而且不管是“天火”还是“垃圾”一并偷来。“一刀狠”即恶性竞争。不惜抛出近乎天文数字的巨额美金将同行苦心经营一二十年而终成品牌的作家作品一刀砍来据为己有，而后大肆炒作。破坏了行规，宠坏了外商，毁掉了可续性。不用说，二者都是为了钱，没有职业自律，没有文化自尊，没有道德自省，作为文化人的使命感更是无从谈起。我有些担心，如此下去，眼下还算红火的日本文学图书市场，随着读者反胃，迟早非崩盘不可。 再者是译者的问题。现在会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但粗陋的翻译作品也比比皆是。文学翻译如何能做好？六分靠母语，三分靠外语，一分靠天赋。现在很多译者的中文功底太差。对中文经典太少涉猎、积淀。翻译是二度创作的工作，需要文学悟性、艺术灵感。可能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平时的各种娱乐活动太多，读书太少。 还有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很多专业的译者同时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任职。我个人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评定体制，并不将辛苦的翻译工作纳入主要的评价体系，基本不列入学术成果。这也使得很多教授不愿意去做翻译。 最后，还有一个收入问题，目前的稿费还停留在每千字45元左右。30年前，这点钱还算是不错的收入，能鼓励一些人坐下来进行辛苦的翻译工作。而现在还是这个水平，就实在是太低了。 一半以上翻译文学作品变库存 这个时代的娱乐化已经毫无疑问。文学严肃性已经不再被放在第一位。对99%的出版社而言，商业利益是第一位的，大多数出版社已经将图书与影视娱乐产品等同视之，《暮光之城》、《哈利波特》这类畅销书受宠就很说明问题。过去，出版社会花两年的时间策划出版一本图书，一个编辑一年才做三四本图书。现在，一个编辑一年甚至要做一二十本书。编辑是否真正通读了原作都很难说。 好的翻译出版物，不仅要有好的译者，还要有好的编辑，编辑的专业功底，要差不多跟译者在相当的水平线上――有好的绿叶，才能衬托出好的红花。在当下讲求短、平、快的时代，传统的有文化理想，奉行严谨职业道德的老式编辑已经不多。而且，对出版社而言，也越来越难吸引优秀的毕业生进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业。即便是在编辑行内，大家比的也是谁做的畅销书多，谁挣的钱多。 我们对15~24岁的读者的调查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的是网络文学，翻译文学的读者群体很少。经常，一半以上的翻译文学作品要变成库存。仅就去年一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引进了约16000种图书，文学类约占2%~3%，差不多是十多年前的十倍。过去，只有三四家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现在580家出版社，不管有没有编辑资质，都可以出版译著。过去大学里有地位的教授才会做翻译工作，现在学过英语的年轻人都可以翻译，就像网上的电影字幕组。大家等不及出版，就自己在网上翻译《哈7》。 译者当中当然会鱼龙混杂。但我觉得不用太苛求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红与黑》，即便在被视为翻译黄金年代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烂书也很多。无论翻译还是写作，都是很形而上的工作。相信，在未来，大家的心态放平了，还是会有做事认真、有耐心的年轻人，成为优秀的译者。 经典文学非有复译不可？ 文学永远是小众的事。对文学翻译人才缺乏不用特别惊诧。在上世纪80年代，拉美文学翻译曾经有过一个“盛世”。以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美文学丛书》为代表，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拉美文学翻译作品。在这之后，发展势头又低落下来。对此，我个人并没有特别悲观。 谈及翻译者的收入问题，目前文学翻译的收入远不具备糊口的可能性。对不少年轻的翻译者而言，做翻译算不上体面，很多都只是凭借着兴趣在做，得不到与劳动相称的回报。 我翻译了《百年孤独》之后，不少网友对照老一辈黄锦炎、高长荣、吴建恒等翻译家的译本给出了很精彩、很有才华的点评。我看得兴致勃勃，有很多意外的收获。特别是有位网友说我把《百年孤独》翻译成了一部“俄罗斯小说”。这个评价非常有趣。在我看来，经典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复译，这会使得作品变得更为丰富。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我并不认为存在“老一代翻译家”如何如何，“新生代翻译者”又如何如何的二元对立关系。一位老人家和一个年轻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有可能超过老人家和同辈老人家之间的共同语言。对未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想，人生总该留一些设想之外的惊喜。有好的作品，有兴趣，愿意翻译，就继续做就好了。 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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