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賢:民族危亡時刻 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成為脊梁（2）

對話

『解讀那個戰場、那代人的心路歷程，是我的責任』

記者：關於背景題材和寫作角度，最初怎麼考慮的？

鄧賢：對於這個題材，我寫【大國之魂】中間涉及一部分，寫完後很不滿意。因為資料都在美國，沒有條件得到這些東西。另外，因為那批學生打完仗就散掉了，找不着。我父親的戰友，當時在成都有六十多個，現在只剩下三個。2004年我做了一本書，那是我很自豪的一本書。我領着六個文學青年，用時一年採訪了近1000個散落在各國的原駐印軍學生兵，做了口述實錄，用中文、日文、英文發行，書名叫【同一面戰旗下】，這也是中國軍隊在二戰中打的唯一國際戰爭。因為這些資料太難找，這些人很難找到，而且現在健在的都90歲了。我們在採訪過程中，比如這周採訪完，下周找另一個人，打電話去，別人告訴我他已去世，這樣的事遇到很多。那次採訪是我寫這本書的全部基礎，我深入到那代人的內心世界，我想再沒有人有我對那場戰爭了解得那麼深。因為我採訪過的當事人是那麼多，數量那麼大，這是一種奇蹟。2009年父親去世的時候，我覺得寫這本書的時機成熟了。

記者：書中很多『官二代』『富二代』參軍抗戰的故事，你想向今天的青年傳達什麼？

鄧賢：在那個年代，在校學生享有免服兵役的政策，因此上戰場是最違背家庭意願的選擇。但就是這樣一群大、中學生，組成了中國抗戰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支學生軍。這些學生兵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超50%，粗通英文或具有較高英文能力的約占1/4，這是一支真正的高學歷知識分子軍隊。這個書我寫了三年，我想表現的或者我想體現的是，不管階級，什麼官二代、富二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時候，會以行動來成就國家的脊梁。

記者：父輩經歷的歷史中，有些什麼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鄧賢：你一定要善於學習，善於武裝自己。我們要打敗強大的敵人，自己一定要強大。

記者：據說這本書是你家族系列的第一部，之後有什麼創作計劃？

鄧賢：父親經歷的這場戰爭，由於它的特殊性，鮮為人知。想寫的人恐怕沒有這個條件；有條件的人，那批老兵基本去世，也沒法寫，所以多數國人對這場戰爭只是聽聞過一點。詳細深入地解讀那個戰場，還有那代人的生命和心路歷程是我的責任。它是一部傳記題材的小說，以我父親的經歷作為主線，但這裡面的父親已不僅是父親，準確地說是父輩，就是跟我父親一樣的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我寫他們的青春和人生，用這本書向他們致敬。

之後我想寫中國的20世紀，從我爺爺開始。我爺爺是7歲逃亡進城的小叫化子，活到90歲。他創建了中國最大的紡織帝國。當年抗戰在中國大後方，70%的軍品和民品都來自我爺爺的裕大華紗廠，爺爺作為民族資產階級，他的生命歷程，我的父親作為知識分子的歷程，以及我自己，這是中國的一百年。

(滕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