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谈胡适:对内全盘西化 对外维护中国传统（2）

读书报：长期以来，胡适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吗？实际上胡适身上同时兼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成分，您认为在他的思想当中，哪个更突出一点？

周质平：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都是名词之争。我没说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能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爱国主义者，我想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来。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胡适在中英文著作里面谈中国文化时的不同态度。他在中文写作里对中国传统经常持批判态度，他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要向西方学习。可是当他用英文来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包括近代的自由民主和科学。

他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说中国包括科举制度、言官制度等很多制度，都包含了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成分。在讲到科学的时候，他说很多传统的考证里面有近代的科学方法。由此可见，他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绪。我觉得他在跟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时并不是在作假，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已。

读书报：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

周质平：对，维护中国。在跟中国人讲时他是要激励中国人的向上之心，向西方人学习；可是在跟外国人讲时他又觉得要给中国文化相当的地位和面子，他身上经常出现这种矛盾。

“胡适”这个名字之所以有意义，必须放在“中国”这个大前提底下。如果我们把“中国”二字从“胡适”这个名字里拿掉，胡适就成了虚幻。可以说胡适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时体现。不过他的爱国主义与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又有区别。

很多人说胡适是蒋介石的走狗，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发表了，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胡适死的那一天，蒋介石就像去了一个心头大患。他在日记上说“我终于少了反共复国大业上的一块绊脚石”(大意如此)，他讲胡适是无耻文人。胡适始终不支持蒋介石连任总统，也始终不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这个就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胡适，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读书报：胡适的学术研究涉猎多个领域，著作很多，除了对《红楼梦》、《水经注》的考证，还有《白话文学史》、《哲学史大纲》等。您认为在这些论著中，既能体现他的性格特点、又能体现他价值信仰的是哪些？

周质平：胡适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我的歧路》，说他这一辈子走了不少歧路。他为自己设定的正途是纯学术研究，具体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到晚年，60岁以后，他还希望这辈子能够把《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而他的一些政论文章，比如说《问题与主义》，发在《独立评论》上的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之类，他认为是歧途。

在我看来，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固然有不朽的意义和开山之功，可是他对整个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可能正是他在“歧路”上所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你问我哪些最能代表胡适，当然在学术思想上是他的哲学史。在政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从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和抗战前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可以体现胡适的社会关怀。他不只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在社会问题上也有关怀。在社会关怀这一点上，他的影响和贡献并不下于学术建树。

读书报：胡适对外界展示的永远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但是您认为胡适在评价冯友兰的时候，却流露出他内心很真实的一些东西，能否谈得具体一点？

周质平：我是指他评价冯友兰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出版后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学界此后讲中国哲学史时一般都会用冯友兰的书，而不用胡适的。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迫切的感觉，觉得自己必须赶快完成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而且他对冯友兰的成绩始终没有肯定。包括1948年冯友兰在纽约出版英文的《中国哲学简史》后，他在给杨联的信中指责杨给这本书写的书评，“下笔太留情”。当然，胡冯两个人对中国哲学史的处理方法、取向基本不同，冯友兰是所谓正统的办法，从孔子讲起；而胡适完全不这么看，认为孔子只是先秦百家里的一家。其实，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很大，尤其是他的《贞元六书》，相当有建树，而胡适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评价。

读书报：您认为这体现了他的某种意气、嫉妒甚至不太平衡的心理？

周质平：我想多少有一点。有这个看法的不只是我，前不久过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认为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不公道。

读书报：您对大陆学界最近30年来在胡适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得失怎么看？

周质平：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大陆的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至少条条框框少了许多。可是如果说完全没有条条框框也不是事实，大陆对中国近现代人物的评价始终还是在一些大的政治框架下来进行的。

拿林语堂来说，在大陆一提到林语堂的名字，你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他那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但是如何评价林语堂的小品文呢？林语堂之所以提倡幽默和闲适，在我看来是要争言论自由，要争取一种不得体的自由，所谓“政治上不正确”。例如，林语堂写《枕戈待旦》这本书，真正的矛头是指向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个人如果敢于和民意、和同时代整个的舆论对抗，这远远比向当道争取言论自由来得更困难。这一点很多大陆学者认识不到。这些也是林语堂和胡适两人共有的可贵特点。但是在2003年初出版的《胡适全集》里，所有反映胡这方面思想的文字基本上被删节了。（陈菁霞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