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質平談胡適:對內全盤西化 對外維護中國傳統（2）

讀書報：長期以來，胡適被認為是近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您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嗎？實際上胡適身上同時兼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些成分，您認為在他的思想當中，哪個更突出一點？

周質平：這個問題提得好，其實都是名詞之爭。我沒說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能同時是民族主義者或者愛國主義者，我想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出不同的特點來。最好的一個例子是胡適在中英文著作裏面談中國文化時的不同態度。他在中文寫作裏對中國傳統經常持批判態度，他說中國『百事不如人』，要向西方學習。可是當他用英文來講中國文化的時候，有一個微妙的不同，常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裏有許多先進的東西，包括近代的自由民主和科學。

他在1941年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說中國包括科舉制度、言官制度等很多制度，都包含了對權力進行制衡的成分。在講到科學的時候，他說很多傳統的考證裏面有近代的科學方法。由此可見，他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緒。我覺得他在跟外國人講中國文化時並不是在作假，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而已。

讀書報：實際上是在維護中國。

周質平：對，維護中國。在跟中國人講時他是要激勵中國人的向上之心，向西方人學習；可是在跟外國人講時他又覺得要給中國文化相當的地位和面子，他身上經常出現這種矛盾。

『胡適』這個名字之所以有意義，必須放在『中國』這個大前提底下。如果我們把『中國』二字從『胡適』這個名字裏拿掉，胡適就成了虛幻。可以說胡適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的民族主義情緒時時體現。不過他的愛國主義與現在通常所理解的愛國主義又有區別。

很多人說胡適是蔣介石的走狗，現在蔣介石的日記發表了，這種說法不攻自破。胡適死的那一天，蔣介石就像去了一個心頭大患。他在日記上說『我終於少了反共復國大業上的一塊絆腳石』(大意如此)，他講胡適是無恥文人。胡適始終不支持蔣介石連任總統，也始終不屈服於國民黨的壓力，這個就體現了他的抗爭精神。我們今天回過頭來讀胡適，這一點也很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

讀書報：胡適的學術研究涉獵多個領域，著作很多，除了對【紅樓夢】、【水經注】的考證，還有【白話文學史】、【哲學史大綱】等。您認為在這些論著中，既能體現他的性格特點、又能體現他價值信仰的是哪些？

周質平：胡適自己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我的歧路】，說他這一輩子走了不少歧路。他為自己設定的正途是純學術研究，具體說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一直到晚年，60歲以後，他還希望這輩子能夠把【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寫完。而他的一些政論文章，比如說【問題與主義】，發在【獨立評論】上的批評國民黨的文章如【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之類，他認為是歧途。

在我看來，胡適在學術上的貢獻固然有不朽的意義和開山之功，可是他對整個現代中國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可能正是他在『歧路』上所寫的那些政論文章。你問我哪些最能代表胡適，當然在學術思想上是他的哲學史。在政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從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和抗戰前夕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尤其是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批評，可以體現胡適的社會關懷。他不只是在學術上有貢獻，在社會問題上也有關懷。在社會關懷這一點上，他的影響和貢獻並不下於學術建樹。

讀書報：胡適對外界展示的永遠是一副謙謙君子的形象，但是您認為胡適在評價馮友蘭的時候，卻流露出他內心很真實的一些東西，能否談得具體一點？

周質平：我是指他評價馮友蘭在哲學史上的貢獻。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1934年出版後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學界此後講中國哲學史時一般都會用馮友蘭的書，而不用胡適的。我想他在這一點上有一種迫切的感覺，覺得自己必須趕快完成中國哲學史的著作，而且他對馮友蘭的成績始終沒有肯定。包括1948年馮友蘭在紐約出版英文的【中國哲學簡史】後，他在給楊聯的信中指責楊給這本書寫的書評，『下筆太留情』。當然，胡馮兩個人對中國哲學史的處理方法、取向基本不同，馮友蘭是所謂正統的辦法，從孔子講起；而胡適完全不這麼看，認為孔子只是先秦百家裏的一家。其實，馮友蘭的學術貢獻很大，尤其是他的【貞元六書】，相當有建樹，而胡適在這一點上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正面的評價。

讀書報：您認為這體現了他的某種意氣、嫉妒甚至不太平衡的心理？

周質平：我想多少有一點。有這個看法的不只是我，前不久過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裏也認為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不公道。

讀書報：您對大陸學界最近30年來在胡適研究，乃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現狀及得失怎麼看？

周質平：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大陸的進步和成就有目共睹，至少條條框框少了許多。可是如果說完全沒有條條框框也不是事實，大陸對中國近現代人物的評價始終還是在一些大的政治框架下來進行的。

拿林語堂來說，在大陸一提到林語堂的名字，你首先聯想到的大概是他那幽默、閒適的小品文。但是如何評價林語堂的小品文呢？林語堂之所以提倡幽默和閒適，在我看來是要爭言論自由，要爭取一種不得體的自由，所謂『政治上不正確』。例如，林語堂寫【枕戈待旦】這本書，真正的矛頭是指向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一個人如果敢於和民意、和同時代整個的輿論對抗，這遠遠比向當道爭取言論自由來得更困難。這一點很多大陸學者認識不到。這些也是林語堂和胡適兩人共有的可貴特點。但是在2003年初出版的【胡適全集】裏，所有反映胡這方面思想的文字基本上被刪節了。（陳菁霞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