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質平談胡適:對內全盤西化 對外維護中國傳統（1）

除了在明代文學和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領域卓有成就之外，周質平還有另一重常常為人提及的身份――『普北班』(普林斯頓北京暑期中文培訓班)的創辦人。多年來，他創辦的『普北班』已蜚聲全美，他的教學方法被稱為『周質平模式』。『我的學術研究是在近現代思想史和明代文學，而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推廣漢語教學和傳播中國文化上面。』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30多年裡，周質平長期擔任東亞系中文部負責人。從1992年和北師大合作成立『普北班』，這個班已成為中美之間歷時最久、質量最高、參與學生人數最多、影響最大、收費最低的一個班，共培訓了約三千名學生和一千多名老師。『我們盡全力讓美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學生到北京來學習。』

因為工作上的原因，周質平幾乎每年暑假都會在北京呆上一段時間。也因為這個機緣，本報記者前不久在北師大他下榻的酒店對他進行了採訪。

周質平出生在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家境小康，如果不是1951年父親決定去台灣，周質平的人生境遇應該會大不一樣。當時，為了追隨丈夫，母親舍下五個較大的子女，帶着4歲的周質平和比他大兩歲的一個哥哥於第二年經香港輾轉到台灣與父親團聚。當他再一次見到留在大陸的哥哥姐姐們時，已是36年之後。1988年，周質平終於有機會回國探親，此時，歷經政治運動衝擊的家已是四分五裂，哥哥姐姐早已四散到不同的地方――澳洲、杭州、東北、皖北……周質平到不同的城市與他們見麵團聚。『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有我的兄姐。』回憶那個時代的悲劇，周質平有感傷，有憤慨。

周質平進入台灣的教育體系，從小學、中學、高中、大學一直到念完研究所。談到早年在台灣受的教育，周質平覺得很幸運的一點是國民黨到了台灣以後全力推行國語。『如果有人認為我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這與台灣的國語運動有關。雖然國民黨在台灣做了許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可是積極推行國語，使台灣成為國語成功流通的一個省份，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如果當時國民黨沒有推行國語的政策，那現在台灣和大陸互通，會造成多大的不便！蔣氏父子在這一點上還是有遠見的。』

和大陸的學生要面臨殘酷的中考、高考一樣，求學過程中周質平同樣經歷了很多艱難挫折。『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我可說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幾乎在所有的考試中，他都沒有成功過，高考時，只能以比較低的分數進了私立的東吳大學。

『一個人發現自己的興趣不是那麼容易，一個剛進入大學的十八九歲青年，也不知道到底要學些什麼？』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周質平有機會看到一些關於五四的書籍，開始對這一歷史時段發生興趣，且受到胡適很大的影響。

1972年，周質平在服完兵役、工作一年之後接着考入東海大學中文系，念碩士期間，他對十五六世紀的明代文學產生了興趣。『我想對五四時期的思潮和思想進行梳理，往上追溯它的精神源頭，自然就會推到晚明。』

雖然早在台灣的時候，周質平就開始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發生興趣，可是當時並沒有花很多時間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和寫作。1974年他離台赴美，在俄亥俄州的奧柏林文理學院(Oberlin College)過上了教書匠的生活。兩年後，鍾情學術的周質平結束了奧柏林學院的工作，申請到了印第安納大學讀博士。這期間，他還是繼續晚明文學研究，博士論文寫的是三袁兄弟與公安派。畢業後，周質平申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講師工作，『很幸運的是，普林斯頓東亞系的主要創系人之一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自己就是一個明史專家，所以普林斯頓的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裡面有關明代的藏書特別豐富，有許多明版書。』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前三年，周質平基本上還是繼續做明代的論文，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袁宏道與公安派】(Yuan Ho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很快在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如果按照階段劃分，周質平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等到書出了，工作也穩定下來了，終身教授也拿到了，他才意識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是在五四，是在近現代思想史。

從那時開始，周質平又回到了大學時期對五四尤其是胡適思想的研究。『我這個迂迴是去明代繞了一個大圈子，再回到20世紀。可是我覺得這個迂迴非常好。』回到近現代思想史上的周質平又特別集中在幾個人物的研究上。前不久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光焰不息――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一書中收了大部分他這些議題的文章，將胡適與魯迅、馮友蘭、梁漱溟等人進行比較研究，勾勒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脈絡和軌跡。近兩年，他又將精力轉向到了現代思想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林語堂。『我花功夫最多的是在20世紀初期自由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

讀書報：林毓生先生曾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指出，胡適、魯迅、陳獨秀作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先驅，在性格上都有深刻的矛盾或張力。您怎麼看林毓生的這一論斷？

周質平：林先生將這幾位『五四』先驅人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全盤否定』，即對中國傳統全盤否定。第一，我覺得他所謂的『全盤否定』未必準確。例如，胡適雖不反對全盤西化，但『全盤西化』跟『全盤否定』還不完全一樣。像胡適、魯迅這樣的人，是不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的文化呢？我想不是。

如果我們對胡適著作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學術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和重新解釋中國的傳統。他整理中國的思想史、哲學史，尤其是先秦的部分，還有寫中國的白話文學史，做小說考證、【水經注】考證。他這一輩子的工作，哪裡是在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不是在否定，而且是在積極肯定，認為中國的傳統有意義。其次，從孝道方面看，他對孝道有一定的批判，可是我們從他的一生看，特別是從他對他母親所做的一些事看，可以說是孝道的最好體現。所以蔣介石在胡適逝世時寫輓聯，說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我覺得是不錯的。林先生認為他的性格中新、舊不兼顧、不並存，這個看法太武斷。

魯迅也是如此。魯迅在學術上的許多工作，像【中國小說史略】(包括【古小說鈎沉】)，都是在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整理和再解釋的工作，我們不能說整理和再解釋就是否定，這是解釋不通的。至於說『西化』，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名詞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喜歡『西化』這個詞，可以把它改成『世界化』；如果還不喜歡，可以再改成『現代化』。如果你覺得『全盤西化』這個詞太刺眼、太刺耳，試問中國是不是應該『現代化』呢？其實內容是一樣的，只是一個名詞的問題。

換句話講，胡適的態度是：在對中國傳統進行整理、再解釋的過程中，不能抗拒西方的普世價值。近年來中國關於普世價值也有很多爭論，是不是有所謂的普世價值？有人懷疑，而胡適、林語堂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懷疑，相信有像民主、自由、公正、尊嚴一類的普世價值。我們怎麼能懷疑普世價值呢？我們不能說一個人不需要尊嚴、自由、公正等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