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分析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 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了当代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一条重要进路，他们并不将知识看作经过辩护的真信念，而是看作一种集体认可的信念，并且不对知识和信念作本质区分。更明确地说，这种差异不在于从“辩护”到“认可”，而在于从“个人辩护”到“集体辩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源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传统认识论将知识看作个人认识的获得物，因而无需对认识主体进行区分，个人只要对自己的信念进行充分辩护，就可以声称自己拥有知识。但在SSK看来，知识并非被个人而是被集体所拥有的，是集体认识的成果。知识不是个人的，但又必须通过个人认识达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主体间不同的认识如何比较，怎样达成共识，最后呈现出的统一知识是如何得到辩护、如何被认可的。上述问题都将SSK对知识辩护的研究引向社会维度。在此意义上说,SSK仍然是在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只不过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传统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分歧。SSK明确主张:对知识与信念进行对称性考察，对知识的成因进行因果性说明，科学知识一样不能免于社会学的话难。 当今，SSK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已经越来越与一种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关联在一起，共同表明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在实践中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从一种语言分析式的研究转向一种描述性的经验研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可能为我们解决科学哲学和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作者：王娜） 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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