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