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3:08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音担〕=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音壶〕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