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36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音虚〕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à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音確〕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