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37
由於當時士階層之覺醒，而促起了在朝的變法運動。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 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韓琦所薦，在陝與韓共事。迨〔dài〕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韓、范等雖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審慎迴翔，末敢輕舉。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此於宋為殊禮矣。給筆札，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可見宋朝變法，亦由王室主動，不僅神宗於王安石如此，即仁宗於范仲淹亦然。〔時韓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擇官長。五、均公田。此條注重州縣職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盡其職責。六、厚農桑。七、修戎備。此條主於近畿召募壯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減徭役。此條側重在並省縣邑，則公人可歸農，徭役可省。特舉京西言之，次及大名，與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項。前五事屬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項從消極方面說，三、四、五三項就積極方面說。後三事屬於富強的問題。第六項主求富，第七項主求強，第八項則為消極的減政主義。最後兩項，系屬前八項之運用。信賞必罰，為使法必行之法。韓琦陳八事在前。一、選將帥，二、明按察，三、豐財利，四、抑僥倖，五、進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謹入官之路。大體主張與范相似。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陳十事前有一冒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將此與下陳十事，先後次序比觀，其意顯然。
要澄清吏治，治標的先務是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針對當時『磨勘』的制度而發。
仲淹說：『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眾皆指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按：磨勘始祥符後。
『抑僥倖』是針對當時『任蔭』的制度而發。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並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精貢舉』，最為根本之事，一時難見成效。
仲淹主罷『糊名』，參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場規制日趨嚴密。然其弊則在僅憑一日文字之短長，而無從稽考其人平日之行義。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而尤要在興學校。時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擇官長』，則從選各路監司官按察使，由轉運使兼。下手，讓每路的按察使來甄別各該路的官吏。
仲淹選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悉罷。
仁宗對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獨仲淹主復府兵〔第七項〕，以朝臣不贊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疊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慶曆三年七月，仲淹為參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雖心裡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史稱：『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