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5
熙宁、元祐新旧党争后面带有南北地域关系，而元祐北方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以刘挚、王严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至绍圣初，同以元祐党窜领海外。后面也带有政治意见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见，大体上颇有与王安石相近处。他们都有主张将当时朝政徹底改革。
程颢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即力劝神宗勿因一时反对而灰其改革之气。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论帝王必立师傅，及井田、学校、兵归于农，及吏胥用士人等，皆与王安石议论相合。
他们对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论，是有名的所谓『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汉、隋、唐是『霸道』。他们主张将唐、虞、三代来换却秦、汉、隋、唐。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曰：『先择术。』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至要、至易，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
同时关中张载与洛阳二程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亦大体相似。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音痴〕一人而定。』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又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此即安石所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之意。以吕公著荐得召见，问治道，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神宗大悦。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
其先程颢本助安石。熙宁二年，安石遣刘彝等八人察农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颢。
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宁三年二月。安石复视事，颢等乃私相贺，见长编记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论已见前引。
程颢尝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二程尝谓：『介甫拒绝言路，进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则是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音聚〕改？』又曰：『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高于世俗』。程颢云：『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上蔡语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过，又是何妨。」伊川十八岁上仁宗书，谓应时而出，自比诸葛；及后应聘为哲宗讲官，则自讲读之外无他说；可见程氏在元祐时，并不能大张其学。当时谓：『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气较和易温粹耳。
朔派是正统的北方派。他们与洛阳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经验。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则主逐步改良。朔。司马光谓：『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 故一为『经术派』，而一则为『史学派』。
新学者以通鑑为元祐学术。政和时，诏士毋得习史学，即以斥元祐。陈了翁则云：『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人无异。』又了翁弹蔡京云：『灭绝史学似王衍。』此皆以元祐为史学也。新党则奉王安石为经学，与洛学路径较似。南渡以下，洛学渐盛，遂与新学兴争端。秦桧、赵鼎迭相，鼎主程颐，桧主王安石。桧死，高宗乃诏：『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谢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朱陆意见不同，亦尚隐有一袒伊川、一护荆公之迹。盖新学与洛学自为近也。
故洛学、新学同主『王霸之辨』，程颢上神宗皇帝书，有一篇专论『王霸』。而司马光则不信此说，可为他们中间最显著的区别。
洛、蜀、朔分党，司马光已死，光不在党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马光弟子。光谓：『合天下而君为王。分天下而治为伯。方伯，渎也。天子，海也。小大虽殊，水之性奚以异？』又曰：『后世学者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谓其所行各异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与秦、汉、隋、唐绝异。因此他们不肯为复古之高论。他们政术似乎只主就汉、唐相沿法制，在实际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复兵农合一之古制，此为洛学所赞同。司马光则谓：『太祖定天下，曷〔音何〕尝用民兵？』此等议论，颇近于蜀派矣。后朱子谓：『京畿保甲，荆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时温公废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学，政见亦与荆公近也。
又洛学与新学皆推尊孟子，而司马光著疑孟。孟子论政偏于理想，王霸之辨即从孟子来。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制，元祐间程颐亦争坐讲。陆佃陶山集卷十一。谓：『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輙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臣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
陆象山荆公祠堂记即发挥此义。程颢上神宗书极论帝王必立师傅，新学、洛学皆欲以师傅之尊严，驾汉、唐君臣形迹之上。此义亦本孟子。而蜀、朔两派则毋宁谓其态度乃偏于尊君。此亦经史、王霸之大辨也。洛党、新党主尊师，即主尊相，总之求以学术超驾于君权之上也。此等理论接近儒家，偏于理想而为趋新。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南宋时朱子尚极论之，谓：『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才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可得同心理会事？』〔语类一二八。〕朱子此等议论，正与陆象山荆公祠堂记抱同一态度。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语类一三四。〕若照当时洛党、新党理论，所谓王霸之辨，政治必须有一番徹底改革。张浚之报苗傅，亦谓：『废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专之』，此等皆所谓宋儒议论也。此后元、明、清三朝，正向此项理论加以迎头之挫压。元、清两代以狭义的部族政权为骨干，自不乐此项理论。明太祖虽驱逐元人，却见解不能到此。其后张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谓是祖法，深仇讲学之士，遍毁天下书院，则真是中国传统之所谓法家，即朔党、蜀党亦不致出此耳。
这一种态度，其好处，在于平稳不偏激，切于事情。而其弊病则在无鲜明之理想，因应事实不徹底，结果陷于空洞与懈弛。
神宗初议并营，文彦博、苏轼等皆以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卒从王安石议。时又议拣汰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马光、吕公弼、陈荐、李常先后论奏以为非宜，帝手诏拣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宁至元丰，兵饷岁有销并。此等处见新党之锐气敢为。旧党论节财省用，固为胜于新党。然节财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旧党顾又因循持重，此正襮〔音勃〕露旧党之弱点。
元祐力反熙宁，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过激。
元祐初，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即范纯仁、苏轼亦皆争之。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可见绍圣之政，亦元祐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确新州之贬，遂造循环报复之端，范纯仁、苏轼亦力争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们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
后人谓：『元祐诸君子，若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遊卒岁。』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拥载高后，谓以母革子，借母后临朝之力，置哲宗于不顾，更为失策。无论理论不圆满，而幼主年事渐长，高后一崩，反动遂起，亦元祐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论之下，亦惟有如此。
财政无办法，更不足以关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纯仁即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榖敛散出息之法，此即『青苗』也。以台谏交争而罢。然可以见元祐不可久矣。曾布谓：『神宗时，府库存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为臣坏三十年之大计，恐未公。』通鉴长编。毕仲游洛派。与司马光书谓：『当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元祐诸老徒责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无财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废新法，而不能足财用，则宜乎新法之终将复起。
大程似乎颇见司马光才不足负当时之艰难。
二程语录：『伯淳道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而温公于伊川经筵进讲，亦有不满。
刘元成言：『哲宗尝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今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乐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
这两派在政见上本不相近，只为反对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论人品的一点上，两派却绾合起来了。
司马光尝谓：『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见遵尧录。此处确又是儒家正统也。又仁宗时，光上疏论理财三事，乞置总计使，云：『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又曰：『为今之术，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则光非不主理财，惟其意见自与安石大异。惟此等意见，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动摇前，尚有济效。在安石相后，政局已变，则仅此不足救时。大抵温公之人与学，俱是人参、甘草也。
又一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张和态度，又和洛、朔两派不同。他们的议论，可以苏氏兄弟轼、辙。为代表。上层则为黄老，下层则为纵横。尚权术，主机变，其意见常在转动中，不易捉摸。他们又多讲文学，不似洛、朔两派之严肃做人。
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此事在洛派极端赞成，而蜀派则认为『多事』。苏轼反对兴学校之理论云：『治人在于知人，知人在于南实。治宫室，养游士，置官立师，不帅教者屏之远方，是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诗赋为经义，此层洛学自所赞成，朔派亦不反对。
治平元年，光有定夺贡院科场不用诗赋，已开王氏先声。又治平二年，乞令选人试经义，则光对此事，见解与安石一致。故谓：『神宗皇帝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诚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
而苏轼仍生异议。
谓：『兴德行在于修身格物。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毕仲游西台集。则谓：『汉、唐诸儒，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诗赋虽欲取合而无由。习诗赋，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涉猎泛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大。至于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知一经而四经不知。诗赋声律易见，经义散文难考。诗赋出题无穷，经义问目有尽。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刘挚立论亦略似。似较苏辨更为就实。
王安石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自为正论。苏氏轻为立异，殊若无谓。至毕、刘所争，则事后流弊实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此亦唐宋人才转变一大关键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举时文之弊，请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求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全用苏氏议论，舒议遂寝。文人一时标新立异，其见解乃足贻误六、七百年后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苏氏兄弟初亦反对。苏辙谓：『役人必用乡户，如衣之必用丝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换。』其后司马光复差役，苏氏却又不赞成。苏轼云：『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使农民应差。王安石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亦曾极论衙前之害，至是乃排众议而复役，亦可惜也。
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此层却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词也。欧阳修、张方平等较前辈的南方文人，亦颇有近于蜀学者。
后人说他们苏氏兄弟。『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陈龙川语。但就其对新学之反对而言，则蜀、朔两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对荆公者为吕诲、苏洵、张方平。张方平南人，其学却与蜀派相似。三苏自蜀来，张方平、欧阳修为之延誉。荆公独不许老泉，由其学术路径不同。相传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可见荆、蜀路脉早别矣。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却又有些处似与洛派的意见较近。此便是蜀派态度始终一贯处，并非先后有变。但就学术意味言，则洛、蜀两派的裂痕，毕竟最难弥缝。以后朱子承洛学，极抵蜀学，谓：『东坡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谓：『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不取秦少游辈。以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此刘后邨转述，见文献通考。〕
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为秦相，便弄出焚书坑儒的事来。西汉窦太后在朝，赵绾、王臧亦见杀。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遂中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