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7:16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而里，僧侣占到很高的位置。
如国师八思巴于世祖至元六年。为蒙古创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为一无文字之蛮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世祖号之曰『大宝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杨琏真伽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尤骄纵，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两千户。成宗大德三年，方江南僧寺佃户五十万为编民，悉杨琏真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于帝师、国师下，僧侣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占国家政费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余。成宗至大时，张养浩上时政书，谓：『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岁会内庭佛事之费，以斤数者面四十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蜜共五万余。仁宗延佑五年，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岁费较大德又不知增几倍。至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以今较旧，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
寺庙亦拥有盛大之产业，与贵族王公等，同样为封建势力之一种。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属之。前后两次赐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有大护国仁王寺，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诸庶民有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滥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纪：『大德六年诏：江南寺观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八年又诏免天下道士赋税。』盖僧道与贵族同样有豁免田赋之优待。又世祖中统四年，令在京权势家为商贾及以官银买卖之人，并须输税。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货，依例抽税。仁宗元佑七年，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又见僧寺与贵族同样经营商业，又同样有避免课税之势力也。
而僧侣之为患于社会，更难尽述。
武宗至大三年，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九曰『异端太横』。谓：『释老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泰定帝二年监察御史李昌言：『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五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顺帝父子竟以亡国。
顺帝信西天僧演折儿法，译言大喜乐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真，授帝秘密大喜乐禅定，帝皆习之。丑声秽行，初为太子所恶，帝曰：『秘密佛法，可以延寿。』令秃鲁帖木儿以教太子，太子亦悦之。曰：『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李先先生，太子论德好文也。其时顺帝父子既溺惑于西番佛法，而社会起事者如韩山童、刘福通等，亦以白莲教为号召。
元代社会上的上层阶级，大体言之，有皇室、贵族、军人、此与贵族不能十分分别，皆蒙古部族也。僧侣、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汉人、南人亦有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袭而来，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为多。王艮传：『有诣中书省诉松江富民包隐田土，为粮至一百七十万三石者。』元廷屡行经理之法，使民目自宝田。仁宗时，遂致召赣民蔡五九之乱。官吏，官吏来源即上列诸种。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则甚低。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此见陶宗仪辍耕录。『官、吏』为贵族，『僧、道』为宗教，亦相当于贵族。『医、工』即平民中地位较高者，如匠户之类。『七猎、八民』者，元特有捕猎鹰人，籍隶鹰房总统管府，苏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江左未下，朝廷尝因畋狩阅武功，鹰师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缘为奸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谓：『国家草昧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讲武功，鹰师之职，贵幸隆宠。承平既久，犹恐武备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驰骋豪纵，因为奸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谓：『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帮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鹰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道，与凡旷役无赖者，及招收亡宋旧役等户为之。』
此虽贱民，而为贵族所御用，故较之农民犹高。春秋时工、商、虞人，亦视家民为高也。所谓『民』，则汉人、南人之业家者也。『九儒、十丐』者，『儒』为民间自由学者，而与僧侣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时代封建社会渐次破坏后所产生，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种特别重要之流品。
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设施言之，则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辈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故与『丐』同列。黑鞑事略：『蒙古赋敛谓之差发。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棉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徹天，然终无如何。』又曰：『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见差胡丞相〔胡土虎〕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教学行即儒，乞儿行即丐，此皆穷行，无力作差发，乎其相为类。别有一说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色，既有『工』，又重出『匠』，列『娼』于『儒、丐』之前，盖由不明猎民之意义而妄易之。
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种特殊技能如医生等。又按：金代于天文、医术等颇造精妙，元亦承金遗绪。又次是猎户与农民。猎户所以在农民之上者，以蒙古贵族眼光视之当如此。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当时称『儒』即读书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