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5-3 17:55
本节探讨：马儒融合论〔2〕儒学困境。谈谈近代以来儒学的历史命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18世纪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一跃走在世界前列。此时的中国清朝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闭关自守，不看世界大势，结果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就落在西方后面，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惨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
中国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落伍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首先，自汉代直至15世纪的1500多年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始终处于世界各民族的领先水平。
其次，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化必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儒家思想这一个原因。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尤其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竭力强化『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并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加速了儒学僵化的进程，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例如：皇权专制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和衰落；长期延续不变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长期沿续不变的重农抑商、轻视科技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生；相对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拖住了沿海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后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束缚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扼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此等等，都是造成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学说，与汉代大一统之后统治者提倡的儒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在先秦时代，在那个社会大变动、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的学说，是百家中的一家，是那个时代的显学。它是生动活泼，具有独立个性和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而不是僵化教条的；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而不是一味鼓吹愚忠愚孝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而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
先秦儒学的自主批判精神，不能适应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击。经过汉儒、宋儒改造，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了维护专制统治工具的意涵。对于这后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方面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学一旦成为经学，它就僵化了；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它就被附加进去许多扼杀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内容。这种状况在近代以来愈益严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变革，而愈益僵化的儒学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要求，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转换和提升，是势所必然。
一是对纲常名教的批判。近代以来，君主制度已经日趋腐朽和衰落，而一些腐儒们却依旧大力宣扬纲常名教、愚忠愚孝，这就不能不激起有识之士的反击。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黄宗羲就发出了反对专制制度的第一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揭露传统社会『君主』的本质，认为这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康雍乾时期的思想家戴震，对『以理杀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批判，对在『纲常名教』下含冤而死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五四新文化运动把矛头直指『三纲』、『名教』，这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把这个罪名枉加到孔子头上，笼而统之、不加分析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孔子，却是混淆了历史事实。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父与子的关系上，孔子主张父慈子孝。这是一种双向对等的关系，经过改造和升华，是可以与当今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融合的。然而到了汉儒那里，孔子的上述思想被异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变成一种绝对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三纲』对巩固传统社会的秩序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中国结束君权制、走向共和制以后，它就成为过时的、应当抛弃的东西。如果不加区别，把『三纲』与孔子的思想混为一谈，就是一种非历史的、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
二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义利关系涉及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因而成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从古至今，长期争论不休。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字为先，义利相济。他认为，『义』是人的价值之所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获得符合道义的实际利益，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不顾道义而牟取私利的行为。荀子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求利避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相同的，但是在『所求之道』上却是不同的，君子是义字为先，小人是利字为先。荀子进一步指出，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但是到了宋儒那里，却把义与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清朝思想家颜元对理学家们的义利观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他们空谈心性，脱离人之常情，不讲实利，以至『误人才，败天下事』，他明确提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的主张。戴震则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是知、情、欲的统一，情和欲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理』是人之情欲不失之度，自然之欲与必然之理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马克思指出：中国在近代之所以被打垮，除了隔绝于世，以天朝自欺以外，就是『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由此可见，理学家们的主张，导致国人耻于言利，思想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思想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批判，也是势所必然。
三是对性理空谈的批判。明朝的灭亡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掀起了反思传统哲学，批判性理空谈，主张恢复孔子学说经世致用之风的实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针对理学家们认为理是天地万物本体的观念，实学思潮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体，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理为气之理，心为知觉之心，不具本体意义。顾炎武竭力主张以『实学』代替『理学』，倡导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为学要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内容。王夫之主张『理依于气』，提出 『行先知后』的认识路线，认为『行』是『知』的基础。颜元提倡『习行』，反对静坐穷理，空谈性命，强调知识应当从『习行』中获得，明确地把『格物致知』的『格』字解释为『手格猛兽』之格，并说『格物』就是『亲下手』，就是『犯手实做其事』。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
实学之风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的湘学士风。鸦片战争以来，湖南涌现出一批志士仁人，例如：魏源、谭嗣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他们是湘学士风的杰出代表人物。湘学士风也深深影响了身为湖南学子的青年毛泽东，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联系。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批孔，矛头所向是孔子之后的儒者们提出的『三纲』和『天理人欲』等内容，却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罪名加到孔子身上。这就是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这种状况使儒学陷入了困境，也迎来了变革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