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5-3 17:56
本节探讨：马儒融合论〔4〕历史必然。剖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要问，在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为什么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或者说，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呢，还是历史的必然？
总的来说，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探索中反复比较的结果；二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三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这第三条，是文化背景，是更深层，更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原因。我这里着重阐述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儒学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呢？
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 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这样评价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最早注意到19世纪欧洲哲学背景中的中国因素并把它跟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先生。他十分明确地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与儒学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融合过程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开始了，虽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澜，甚至有惊涛骇浪，但是，它总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前进，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它曾经引领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必将继续指引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
原因之二，儒学具有包容性的显著特征，在对待不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进程中，虽然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但其文化的脉络和核心价值却绵延不绝，一直传承下来，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中的积极成分，重新融合出新的面貌。主要是：〔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也可以说是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原各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次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由此形成了儒、墨、道、法等众多流派，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2〕两汉经学。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用了大约近400年时间。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3〕魏晋玄学。魏晋时期，经学及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被打破，人们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形式上的否定，又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次思想大解放促进了道教、佛教的兴起，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出现繁盛的局面，禅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4〕宋明理学。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是中国传统社会后700年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并把中国的文化经典介绍到欧洲，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5〕明清实学。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反对理学的思想家，他们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思想解放，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的重要而直接的思想资源。〔6〕乾嘉朴学。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人们不敢再谈论政治，转向训诂考据，被称为朴学。
几千年来，国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朝代不断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却始终不变地传承下来，并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不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丰富和发展着自己。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变，也开始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当然也包括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原因之三，儒学具有无神论倾向，在信仰问题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夏代和商代流行『天命论』，西周时期，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是中华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轻鬼神、重人事转变的有力佐证。孔子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论语】中有关『天』、『命』以及『天命』的言论，共有26次，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孔子也曾受到天命论的影响，但是，他基本上是把『天』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创生万物的大自然。【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就是天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崇高的品德是创造生命。荀子所著的【天论】，肯定『天』的客观存在，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中国哲学史上，荀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要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以人力改造自然的思想。【天论】所说的『天』，就是指日月运行、四季交替之类的自然现象，这是儒家无神论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儒家的先哲们推行教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神灵崇拜的传统。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的重要思想，【周易】提出『神道设教』，都是为了借助丧礼和祭礼这种形式，弘扬孝道和仁爱精神，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以达到『民德归厚』的目的。荀子说得更直截了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意思是说：占卜一番然后决定大事，并不是真的认为向上天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政治上的文饰做秀而已。所以，在上位者认为是政治的文饰，而百姓却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认为是政治的文饰就会吉祥，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就会有凶险。由此可见，『神道设教』是一种宗教和无神论的巧妙结合，它有效的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立足点。
原因之四，儒学以崇尚和谐为价值追求，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建立『大同社会』。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它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以此为奋斗目标。
大量事实证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我这里摘引几段：
马克思说：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
孔子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
马克思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然后阐述了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
孔子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方略，……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
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郭沫若此文，用生动活泼的对话方式，说明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出发，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用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原因之五，儒学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治国理政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关于『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契合点。
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治国思想。几千年来，先哲们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非常精深和富于哲理：盘庚提出『重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殷商的中兴。周公提出『慎德保民』，制礼作乐，实现了西周初年的天下大治。孔子主张『爱民』，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先贤都看到并强调了民众的力量。
我们党关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继承中国古代重民、保民、爱民、利民、惠民，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民本思想精华，剔除其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驭民』、『治民』之术的糟粕基础上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摒弃了它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糟粕。
原因之六，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同时就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家身上，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集于一身的特点。
毛泽东既是坚定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善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刘少奇，为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转换、提升和超越的典范之作。
在中国共产党内，荟萃了一批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后来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李达、范文澜、艾思奇、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等，他们都对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抱有尊敬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具有独到的见解。当今许多学者对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思路』给予更多关注，张岱年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中国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思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说孔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点，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说，二者在许多方面是融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对儒学精华进行借鉴、吸收、转换、提升和融合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阔一些，就会看到，人类各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有可以相融的特点。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进步，这一特点将会愈益突出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