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别名《吕览》，是战国时期，秦国相邦吕不韦主持门客编撰的一部，以儒家学说为主，并纳诸家的杂家典籍，即“兼儒墨，合名法”。亦有学者谓《吕氏春秋》以道家学说为主，容纳名、法、儒、墨、农、兵、阴阳诸家的学说。因此书注重博采诸家学说，《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吕氏春秋》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其目的是藉此以为秦朝一统后的执政思想纲领，不意秦始皇受李斯等人的影响，最终选择法家学说作为执政思想纲领。高诱谓《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此版本电子书，内容来处于互联网，因流行本阅读不便，又时有错误，故校对后精心排版，发布于此。
《反经》，即《长短经》，共九卷六十四篇，是唐朝赵蕤所著，所谓“长短”，即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之意。可见《反经》是一本韬略类书，书中所论述的观点，以唐朝以前的历史为实证材料，同时又引用诸子学说以为理据，如道家、儒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皆有所引，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反经》一书同时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反经》所论述的领域较广，其中又以政治（帝王术）、军事、外交等为重点，因此深得历代帝王赏识，甚至被誉为“小资治通鉴”。今人则广泛将其中智慧应用于企业管理、待人处世。 《反经》中的观点不时与儒家人文伦理背道而驰，但其所论述，又实证于历史事实，所谓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检验标准，我们认为此书确实具有学习践行的价值。 然而，正如奸狡与老实同为人性的一面，并时刻体现于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身上，只是导向的命运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还是鼓励读者积极参考《反经》的观点，并在生活中结合经验进行取舍。特别是儒学研习者，“攻于异端”，积极参详《反经》观点在生活中的实践结果，将会对儒家学说有更切实更深刻的理解。 此本《反经》电子书，采集于互联网上的公开流行版本，原作者（翻译者）佚，并依据不同的流行版本，进行校订、修正、补漏、排版，本电子书仅限于学习研究用，不得下载并用于商业途径。
熟读【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可以了解诸经（十五经）的起源及经学发展史。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是清末吴承仕为【经典释文序录】所作的考证、注疏。 【经典释文序录】是唐朝经学家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的第一卷，【经典释文】共三十卷，其中《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公羊传》一卷，《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 吴承仕认为，【经典释文序录】成书于经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唐朝以前经学发展史的主线，有助于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及创新发展。 吴承仕在书中做了大量的详征博引，并考证了各经典的兴衰史，及经学史上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代表学者及其著作。 上传本电子书，仅限于学习研究，严禁下载并商业途径利用。
这是《群书治要》原文简体本，依据日本天明影印本校注而成。《群书治要》全书共计五十余万字，该书的编撰初衷是为帝皇的“治平”提供学术理论参考，故其所选编的内容及注疏，都十分核心、精细、到位，对初学或无时间充分学习国学经典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合适的入门书选。 《群书治要》全书共五十卷，其中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卷十三 汉书一、卷二十 汉书八，三卷均已缺失，余四十七卷。 《群书治要》是我国首部类书，全书将要收录的书籍或节选章句，分别按“经”“史”“子”归类汇编。以相似类别汇编的另一部大型类书，是满清编撰的《四库全书》，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比《群书治要》多了一个“集”的类别，而且《群书治要》一般只收录影响较大的典型的书籍，并节选其重要章节，《四库全书》则是收录整本书，而且是要号称收罗天下所有的书籍。《四库全书》的编撰目的是收集并篡改前人的书籍，收编後再销毁原书，以期曲解经典，伪化道统，掌控治统，来正当化合理化粉饰美满清的殖民暴政。 《群书治要》自其成书後，唐末便亡佚，到近代才从日本传回，时间跨度竟达到千余年，据考，宋代的学者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满清嘉庆、民国23年，均得到《群书治要》天明重印本，民国将其编入《丛书集成初编》向社会发行。 至于日本如何得到该书，没有任何文献提供相关记录，唐太宗敕编该书，即见其数量必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孤本。因此，面对传言所谓的日本遣唐使获赠并带回日本的说法，疑点多多，最重要的疑点是该书只有日本藏有，而国内完全消失，故此说法不宜作为定论面世。 《群书治要》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贞观初年奉旨敕编。取材于六经、四史、及其他诸子百家，历史的范围上溯五帝，下迄魏晋，主旨是“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采集了一万四千多部书籍，共计八万九千多卷，于贞观五年汇编成书，前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这是《群书治要白话文》本，原名《文白对照群书治要》，书中编排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群书治要》原文，另一部分是《群书治要》白话文翻译；两类部分内容编排在同一页面里。编者为了方便阅读，巧妙地将两部分内容的编排方式从“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即左边是原文，右边是白话文，读者可以十分方便地对照着读。需要注意的是，白话文只翻译了“群书”的原文，并不翻译魏征等注释的“治要”内容。 《群书治要白话文》是张发祥、柯美成共同主编的，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刊行。 《群书治要》是我国第一部类书，所谓类书是指将所有书籍按照某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汇编成一本书。《群书治要》是按“经”“史”“子”三个类别对唐以前所有书籍进行汇编的，与之相类似的是满清时编撰的《四库全书》，不同的是，《群书治要》的汇编目的是汇集前贤的智慧，尽量还原作者的本义，是选编原书部分章节，以供皇帝鉴阅，而《四库全书》的汇编目的是收集并篡改前人的书籍，以正当化，并歌颂满清的殖民政权，伪化、扭曲前贤的学说，是直接收编整本书籍。 《群书治要》自唐末即亡佚，至宋时，人们竟不知有其书。直到西元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重印分发，《群书治要》才得以重回中国。满清嘉庆、民国23年，均得到《群书治要》天明重印本，民国将其编入《丛书集成初编》向社会发行。 至于日本如何得到该书，没有任何文献提供相关记录，唐太宗敕编该书，即见其数量必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孤本。因此，面对传言所谓的日本遣唐使获赠并带回日本的说法，疑点多多，最重要的疑点是该书只有日本藏有，而国内完全消失，故此说法不宜作为定论面世。 《群书治要》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贞观初年奉旨敕编。取材于六经、四史、及其他诸子百家，历史的范围上溯五帝，下迄魏晋，主旨是“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采集了一万四千多部书籍，共计八万九千多卷，于贞观五年汇编成书，前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群书治要译注》是《群书治要》的白话注释翻译本，全书采用繁体字编写，编者署名为“群书治要学习小组”，自主补充了原书缺失的三卷。 《群书治要译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群书治要》原文，二是字词注释部分，三是白话翻译部分。关于原文，《译注说明》写道：“我们依照的是國家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 一九五五年公布的《第一批异體字整理表》和一九八六年公布的《简化字總表》 中認定的規範字。凡是《第一批异體字整理表》出現的异体字，都統一改爲規範 字，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中的异體字，予以保留。對於原文中明顯的錯訛，如「已己巳」「日曰」「間閑」不分的情况，則依據文義更正，不出校 記。全書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一九六四年頒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 型表》規定的新字形”。而关于注释和翻译部分，《译注说明》则写道：“本書對原文中人名和事、名物制度和詞彙進行注釋，采用隨遇隨注的原則，爲 閲讀提供方便，注釋力求簡而精。譯文原則上采用直譯爲原則，如果直譯難以表 達原文含義的，則略加發揮”。 此外，《群书治要译注》还对《群书治要》的入选篇目进行了“题解”。 关于《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全书五十卷，共计五十余万字（其中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卷十三汉书一、卷二十汉书八，三卷均已缺失，余四十七卷，《群书治要译注》依据魏征等原书编者选文的规律，在没有考据其他任何相关文献说明的情况下，自行补充了以上缺失的三卷），该书的编撰初衷是为帝皇的“治平”提供学术理论参考，故其所选编的内容是诸子百家学说里的精粹，其注疏更是细致、详尽，对初学者（如学生）或业余学者（如民间学者）来说，实在是很合适的入门书选。 《群书治要》自其成书後，唐末便亡佚，到近代才从日本传回，时间跨度竟达到千余年，据考，宋代的学者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满清嘉庆、民国23年，均得到《群书治要》天明重印本，民国将其编入《丛书集成初编》向社会发行。 至于日本如何得到该书，没有任何文献提供相关记录，唐太宗敕编该书，即见其数量必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孤本。因此，面对传言所谓的日本遣唐使获赠并带回日本的说法，疑点多多，最重要的疑点是该书只有日本藏有，而国内完全消失，故此说法不宜作为定论面世。 《群书治要》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贞观初年奉旨敕编。取材于六经、四史、及其他诸子百家，历史的范围上溯五帝，下迄魏晋，主旨是“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采集了一万四千多部书籍，共计八万九千多卷，于贞观五年汇编成书，前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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