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我国上古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时期（晋魏）的历史（从黄帝开始，到战国魏哀王（一说魏襄王）时期共二千多年），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及魏国编写，是一部对研究上古历史而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其史料是十分丰富的，在价值上亦不亚于《左传》、《战属策》。但由于《竹书纪年》历经劫难亡佚（或谓伪作），辑本又生涩难懂，有古今版本之分，阅读很是不便，于是诞生了《古本竹书纪年译注》。 《古本竹书纪年译注》是以满清时期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民国时期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历史文献为底本，加以注释今译而成。 而且，《古本竹书纪年译注》的成书过程中，编者不但吸收了前人成果，还通过“考古、音韵、训诂”等方法对史书内容进行互证，同时也考释了史书里的人名、地名、事件等，对记载的史料进行了辨证，力求还原史实。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靑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尙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淸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値有较高的评价。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靑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 个新政权。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 【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硏究课题。淸 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不是已失传的【竹书纪年】的本来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 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淸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 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眞】。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眞】的基 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存眞】和【辑校】两书，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 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辑校】，都称为『古本』。本书也是如此。现存的【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 现在能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因此，有人认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 的。但淸代雷学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 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 淸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因此认为『罗泌已见「今本」 』。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今本【竹书纪年】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 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幷增加了一些显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钞录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沈约的注。 经过重编，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 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由于『今本』出现的时代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竹书】作太宗』，所据就可能是现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尽管是重编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价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颇多，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最后出，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因此，这里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阅。 这部辑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阅，特此志谢。我们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由【今本竹书纪年】及【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合辑而成。西晋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简的一部分，体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 本电子书收录了汉川草庐校的今本【竹书纪年】，以及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及史道祥合著的【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以便读者辨证阅读【竹书纪年】，去伪存真。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除广仓学宭丛书本外，有《遗书》本，曾两次印布；初名《王忠悫公遗书》，所收《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系铅印本；续印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系石印本。今据《遗书》两本互校，有初印不误而续印诸误者，亦有续印改正者，皆择是而从，其有两本皆误，或所据今本有误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语，以为说明。 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实质是一部《北宋史》，其所载历史，始自宋太祖赵匡胤禦辽建隆，终于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所录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本书由南宋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编撰，属于编年体史书，该书是我国古代私人著述（非官方敕编）史书中篇幅最大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原书共计九百八十卷，因卷帙过大，难以传抄刊刻，朝代更迭导致该书最终散佚，幸存不过五百二十卷。本电子书以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出版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底本进行文字电子化而成，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又是依据满清《四库全书》录本编纂，《四库全书》录本即是辑录于《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在点校过程中，依据辽宁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及文津阁收藏的版本，多次进行校对，改正了《四库全书》录本不少有意无意的错讹。 如今《续资治通鉴长编》缺失的部分分别为：一、从宋英宗治平四年（即西元一零六七年）四月，到宋神宗熙宁三年（即西元一零七零年）三月；二、从宋哲宗元祐八年（即西元一零九三年）七月，到宋哲宗绍圣四年（即西元一零九七年）三月；三、宋徽宗一朝；四﹑宋钦宗一朝。 《续资治通鉴长编》之所以定为“续资治通鉴”，正是由于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坚持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确立的原则：“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大量取材于宋代的实录、国史，以及经史子集，私人杂记，民间家谱传志等。该原则的优点是，为后人留传下来极其丰富的历史记载，为今人研究北宋历史，提供了充足的史料。据统计，《续以及资治通鉴长编》全书注释竟达一万二千余条，共有七十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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