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疏》全称《论语注疏解经》，是曹魏时期何晏为《论语集解》，宋代邢昺又集注疏作《论语正义》，满清阮元校勘修订为《论语注疏》。 《论语注疏》PDF电子书是现代学者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论语注疏》的影印本。本书由今人朱汉民整理，张豈之审定。朱汉民的整理是以满清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修篡的，南昌学堂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本书的排版分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并使用简体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二是繁体竖排，采用港台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 《论语》素有《齐论》《鲁论》之争，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汉鲁共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宫，得《古文论语》，并无此二篇，又分《尧问》下的《子张问》为一篇，合计廿一篇，篇目如本站延章按本《论语集释》。 何晏集汉代张禹论，包氏、周氏《章句》，孔安国训解，马融训解，郑玄注，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义说》，等，名为《论语集解》。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邢昺奉旨改定旧疏，集諸家之善，并颁列学官，是为《论语正义》。 《论语》是孔子平常教授弟子，答辨弟子疑惑，或孔子与人语等諸类的语录，孔子生平崇尚“述而不作”，逝後学术无所保存，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就将平时的学记相与辑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学之精要，特别是前四篇，论点基本覆盖了孔孟之学，像《孔子家语》《孟子》《礼记》等经典的主旨都在《论语》中言及。
简介：此本《论语集释》是在程树德主编本的基础上，增编《论语新解》及《论语译注》的白话译文，同时增录本书校录者延章的按语。 《论语集释》由民国学者程树德编撰，集汇汉代至于民国的历代注疏而成。如汉代郑玄的《论语注》，包咸的《论语章句》，魏晋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五胡乱华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至于宋代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等等。 《论语新解》由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编著，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所谓“新解”并非自创新义，不过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论语新解》另有整本收录，于站内搜索可得。 《论语译注》由今人杨伯峻编著，杨先生认为，统筹《论语》全文汉字注释，更有利于现代人阅读学习，故全书分《论语词典》《试评孔子》《论语译注》三部分。本书于本网站亦另有整本收录，站内搜索可得。 此本《论语》所收录之《论语集释》电子书，係据网络流通本，参考中华书局影印版本重新校对，并精心排版而成。 《论语集释》的创作，颇为艰巨，历时九年，才于一九四二年完稿，编撰的过程中，作者因中风而瘫痪，终以他人代笔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程树德先生认为，《论语》之注释，自汉魏以降，每有创新，而又存新弃旧，以致旧有注本往往而废。虽然朱子以降，尝有名儒不断发明《论语》新解，却少有贯通旧本者，此则《论语集释》创作之主旨。 因此，《论语集释》汇集了汉魏以降，迄于民国的各种注本，取其精者，弃其浅陋者。作者又谓所集注本，力求不以学派而取舍，其内容大体有十类：考异、考证、集解、集注、音读、唐以前古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作者之按语（电子书中以不同颜色区别按语）。 虽谓不分学派，既是贯通，又有取舍，则书中自然贯彻有作者之思想及见解。事实上，《论语集释》的按语，不时透露出作者对于佛教的赞许，虽历代大家之注，亦不吝批判。 读者在阅读、学习《论语集释》的过程中，应当以《论语》原文、原旨，及历代大家注解为准，方得以避免陷入作者释化的儒学观点之中。 或问，既然《论语集释》过度释化，为何还要编录此电子书？答曰：《论语集释》之释化，尽在按语当中，而历代之注释，虽有取舍，亦倾向于论证作者按语之观点，但仍然是往贤之注释，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读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保持严谨的辨证思维，坚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识别并证伪释化观点，并不难。 总而言之，程树德教授所编撰的《论语集释》，终以其汇集了历代大儒之注释，值得後学参考学习，很有必要致谢程树德教授在身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此书的编撰。 本电子书在收录过程中，部分章节编录钱穆先生的注解，及延章先生的注解。又分尧曰第二十篇为两篇：尧曰第二十、子张问第二十一，此二篇内容主旨明显不同，因此分别编录。
原本《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采取横排简体的排版方式。 该本《周易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李学勤先生主编本的底本是满清四库阮元刻本，整理方法包括参校更多版本、句读标点、并简化原文等。阮本在重刊时对原本《周易正义》进行过修订。 此本《周易正义》电子书即是以今本《周易正义》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但在一些文字内容、标点、排版上有所修改，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今本《周易正义》，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此本《春秋左传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底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由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电子书采取简体横排版，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保留李学勤本的【经】【传】分离结构，则【经文】及其注文、疏文编排在前，【传文】及其注文、疏文编列于後，中间以分隔线分隔。 又，李学勤本《春秋左传正义》部分疏文原文并无“正义曰”三字，本电子书即统一添加。本书虽经严谨校对，然而，未能免除文字或内容上的错漏，恳请读者在阅读时，如若发现有错漏之处，不吝指出、斧正。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尚书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正义》是汉代孔安国所传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唐孔颖达作疏，今人廖名春、陈明标点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PDF电子书是其第一版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尚书正义》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其底本是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学界简称“阮本”。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集注》原名《尚书后案》，满清王鸣盛著，今人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共三十卷，其后附有《尚书后辨》。 本PDF电子书《尚书集注》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用作商业用途。 《尚书后案》主要是解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廿八篇，以及《泰誓》（又名《太誓》），所附的《尚书后辨》即是辨析晋出的伪古文《尚书》廿五篇。 《尚书集注》所收集的注疏，均是汉代及以前的，以郑注为主，马融、王肃、伪孔安国、孔颖达等注、疏补之，对于两晋以後的伪古文另编并分别。因此将原名《尚书后案》重新命名为《尚书集注》，亦可命名为《今文尚书集注》。 《尚书集注》对晋唐宋以後的注疏不收编，主要是因为作者认为孔传、孔疏、宋儒之说均基于伪古文《尚书》，内容甚至义理均有失实。这种创作态度，导致了《尚书集注》在学术上有失客观，有学者指出，王鸣盛在编撰本书时，“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由此看来，阅读本书时，应当保持充分的思辨意识。 《尚书集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经学著作丛刊》之一。其底本是《續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之“礼堂本”，所谓礼堂本，是指《尚书后案》在伪清乾隆四十五年秋刊刻的版本。 《尚书集注》因何而作呢？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郑氏康成的一家之学。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也明确表示，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以孔子宅壁所出的古文《尚书》做注後，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亦皆作注，但只有郑氏师祖孔子之学。作者认为西晋之後的《尚书》是伪本，但是之前汉代的郑玄、马融注疏的《尚书》却是孔子宅壁真本，因此希望搜罗郑玄、马融、王肃传疏以增补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并由此而得《尚书后案》。 《尚书后案》草创于伪清乾隆十年，彼时作者方廿四岁，而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作者年已五十八，足见作者对于《尚书后案》的倾心倾力。 今收录《尚书后案》于此，并更名之《尚书集注》，希望对人们学习研究《尚书》有所帮助。
《仪礼注疏》是汉代郑玄为《仪礼》作注，唐代贾公彦又为郑注作疏而成，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与其他十二经一样， 本书也同时编录了简体横排本与繁体竖排本，简体本目录置前，繁体本目录置後。 《仪礼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仪礼注疏》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仪礼》也是汉代“复出”经典之一，与古文《尚书》同时由刘歆在 孔子宅壁中发现，亦谓古文《仪礼》。今文《仪礼》有三版本，一是 戴德本，二是戴圣本，三是刘向别录本。二戴本不别尊卑吉凶次第伦 序，郑玄弃之，而注刘向别录本，同时又参考校对于古文本。有时取 古文本，则今文本旁注解释，有时取今文本，则古文本旁注解释。郑 玄之後，贾公彦之前，《仪礼》义疏注解者并不止一家，只是多数亡 佚罢了。 《仪礼》历来难读，至于《仪礼注疏》，历代也往往不能得其正解，导致该书在传写过程中，脱文误句不时出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以唐石刻九经，校对明监本，发现《仪礼》的伪、脱情况特别严重。比如，《士昏礼》脱了“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乡射礼》脱去“士鹿中翿旌以獲”，《士虞礼》又脱失“哭止告事毕宾出”，等等。这些脱失，都被顾炎武收录于其《日知錄》中。 《仪礼注疏》的整理，是以满清时期的《重刋宋本十三经》，即阮刻本为底本，再标示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其出版分简体本、繁体本两种，简体以中国大陆的简化汉字重写全文，并以横排、现代标点的方式进行排版刊发；繁体本即保持原文原字原汁，并以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即竖排并标点句读进行排版刊发。本书，即《仪礼注疏》PDF电子书兼录两种版本，简体本足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繁体本即可以流传后世。 《仪礼注疏》的阅读理解，其文义应当以繁体本为准。
《礼记正义》，汉郑玄为《礼记》作注，唐孔颖达又为郑注作疏，乃成。《礼记正义》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该书由今人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阮刻本，所谓阮刻本，即是阮元奉满清朝旨编纂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的编纂方式是，征集民间及官方的相关古籍，对其中内容进行篡改之後录入《四库全书》，然後对原古籍集中销毁。其整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原文按中国大陆简化字标准进行全文简化重写，并标以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横排；二是保留原文，仅标以台港等地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竖排。 《礼记正义》的来源。《礼记》是一部礼义经典，是研习、阐发《仪礼》的义理文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求自民间得百三十一篇孔子门人及其後学所记的《仪礼》学习论记。刘向考校经学典籍时，检校得百三十篇，于是为之次第并叙述。刘向後来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卅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廿一篇，《乐记》廿三篇，并前所得百三十篇，乃为两百一十四篇。戴德时，将以上的两百余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後人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将其删并为卌九篇，这就是《小戴记》了。有人说《小戴记》应该是卌六篇，後来的马融补充为卌九篇的，但马融的学生郑玄却记述，谓戴圣授桥季卿《礼记章句》四十九篇。郑玄在《六艺论》中明确说到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礼记正义》文字版电子书，是孔门弟子发明《仪礼》义理的笔记文集，汉代郑玄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 此本《礼记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本《礼记正义》由今人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其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的阮刻本，所谓阮刻本，即是阮元奉旨编纂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由于阮元编纂过程中，对宋本进行了大量的校订修改，又将原书集中销毁。因此今人整理时，又参校了其他版本，而其排版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原文按中国大陆简化字标准进行全文简化重写，并标以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横排；二是保留原文，仅标以台港等地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竖排。 《礼记正义》是《礼记》的注疏版本，《礼记》是一部礼义经典，是研习、阐发《仪礼》的义理文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求自民间得百三十一篇孔子门人及其後学所记的《仪礼》学习论记。刘向考校经学典籍时，检校得百三十篇，于是为之次第并叙述。刘向後来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卅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廿一篇，《乐记》廿三篇，并前所得百三十篇，乃为两百一十四篇。戴德时，将以上的两百余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後人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将其删并为卌九篇，这就是《小戴记》了。有人说《小戴记》应该是卌六篇，後来的马融补充为卌九篇的，但马融的学生郑玄却记述，谓戴圣授桥季卿《礼记章句》四十九篇。郑玄在《六艺论》中明确说到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此本《周易正义》是简体横排本，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依据中华书局影印四库阮元刻本，进行校勘、标点、并简化原文而成。本书收录了阮刻本原有的附录。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了南昌学堂进行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後世称之阮本。 《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三经注疏》的《周易正义》整理本，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论语注疏》全称《论语注疏解经》，是曹魏时期何晏为《论语集解》，宋代邢昺又集注疏作《论语正义》，满清阮元校勘修订为《论语注疏》。 此本《论语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整理底本是以满清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修篡的，南昌学堂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本书的排版分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并使用简体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二是繁体竖排，采用港台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 《论语》素有《齐论》《鲁论》之争，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汉鲁共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宫，得《古文论语》，并无此二篇，又分《尧问》下的《子张问》为一篇，合计廿一篇，篇目如本站延章按本《论语集释》。 何晏集汉代张禹论，包氏、周氏《章句》，孔安国训解，马融训解，郑玄注，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义说》，等，名为《论语集解》。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邢昺奉旨改定旧疏，集諸家之善，并颁列学官，是为《论语正义》。 《论语》是孔子平常教授弟子，答辨弟子疑惑，或孔子与人语等諸类的语录，孔子生平崇尚“述而不作”，逝後学术无所保存，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就将平时的学记相与辑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学之精要，特别是前四篇，论点基本覆盖了孔孟之学，像《孔子家语》《孟子》《礼记》等经典的主旨都在《论语》中言及。
《孟子注疏》是汉代赵岐为《孟子》作注，宋代孙奭为赵注作疏而成。朱熹考究以为是南宋士人伪托，宋人陈振孙则认为孙奭曾奉旨校订正义，今人考据，认为孙奭为《孟子》注音校订正义，作《孟子音义》。 此本《孟子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孟子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主编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时，依据自己的需要，大量地“修订”了原本，今人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中许多谬误之处重新修订。 《孟子注疏》的排版版本有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加简体现代汉语标点，二是繁体横排，加繁体现代汉语标点。 《孟子》是孟子所作，有七篇。孟子是子思再传弟子，其作《孟子》七篇以叙述孔子思想，从内容来看，孟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之正统，又发扬易学数术，往往胜于子夏、曾子之徒。 《孟子》七篇因其书号是諸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难中，得以幸存。《汉书·艺文志》记录谓《孟子》十一篇，赵岐则考证认为仅七篇是真，其馀四篇为伪托。东汉之後，此篇渐亡。 孟子的思想，将孔子的“德政”发展为“仁政”，是德政的具体化，可操作化。三代时，民贵的思想已经十分流行，至于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君轻”的思想。韩愈认为孟子是继承了孔子“道统”的儒家重要人物。
【周礼注疏】文字版由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唐朝贾公彦为郑注作疏而成。系今人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其整理底本为满清嘉庆时期的阮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此本《周礼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周礼注疏》是汉代郑玄为《周礼》作注，唐代贾公彦又为之作疏而成。 《周礼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系列丛书之一《周礼注疏》的影印本，仅供读者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途径。 《周礼注疏》由今人赵伯雄整理（添加现代汉语标点，并校对文字内容），王文锦审定。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阮刻本《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该版本采用宋本十三经为底本，但对内容做了篡改，後又焚毁原籍，仅存阮本以宣传满清政权的正当性，读者阅读这些书籍时应当保持警惕的思辨精神，并结合实践辨证，主要是警惕愚忠愚孝包容之类的思想。 《周礼》一书或谓伪书，理由是典籍记载的最早出处是河间献王刘歆，发现《古文尚书》的也是刘歆，但《尚书》的典据丰富，而《周礼》托为周公之书，却在更早的典籍中无所记载。 或谓《周礼》其实并未经行，郑樵所著的《通志》记载了孙处的话：“周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 《周礼》记录了周公所制之礼，周公制礼之後，西周进入快速发展，国富民强的时代，却也是事实。幽王时，礼仪乃为崩坏，孔子言诸侯专伐“十世希不失”。至于周公“制礼”与“《周礼》”的关系，则不得而知。 而像《周礼》等经书为何集中在汉代“爆发”“复出”，《马融传》说，“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一反《周官》《周礼》，“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如此说来，汉代诸书“复出”，也是引起了相当的非议的。
《孝经注疏》是唐玄宗注《孝经》，宋代邢昺又为其注作疏而成。此本《孝经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由今人邓洪波整理，钱逊审定。整理参照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南昌学堂重刻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该版本也简称阮本，概由阮元奉旨编撰。 《孝经》是孔子亲自著述，用以教授弟子的“百行之宗”“五教之要”（邢昺《孝经注疏序》语）。《孝经》有古今文两种版本，今文是郑玄注本，古文是孔安国注本。郑玄注本或谓传自荀昶，但在《郑志》上没有说明荀昶的名字，因此实际出处并不明朗。孔安国注本出自刘炫，但《隋书》明确论证了该注本是伪作。 唐玄宗时期，朝廷要求大臣们相互质辨校定，右庶子刘知几认为古文确凿，并陈列了十二条论点驳斥郑注的今本；同时，国子祭酒司马贞认为今本确切，并认为《闺门章》的章句内容凡俗鄙陋，《庶人章》又“妄加”子曰之语。自此存今废古，今本流传开来，唐玄宗所注也是今本。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熊禾的《董鼎孝经大义序》认为，今文本没有《闺门章》是唐代出现宫闱之乱，导致宫庭乱伦的源头。明代孙姓学者所作《孝经辨疑》也提到，司马贞削去《闺门章》，遂成唐朝之国讳（册封杨贵妃）。 阮本《孝经注疏》仍用唐玄宗所注《孝经》版本。
《尔雅注疏》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系列丛书之一，李传书整理，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的《尔雅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进行两种版式的排版，一是简体横排，二是繁体竖排。 《尔雅注疏》是晋代郭璞为《尔雅》作注，宋代邢昺为郭注作疏而成。《尔雅》是我国第一部类似《辞典》的汉字及语汇解释专著，本书是按照事物分类、字义归纳的方式对内容进行次序编排。尔是迩的古字，意为近，雅即是正的意思，整个书名意即接近雅正的汉字、事物名词的音韵、训诂规范。 《尔雅》收录了汉字、事物语汇词条共计四千三百多条，归纳分类为两千零九十一个条目，其条目又分类为十九个篇目，其中前三个篇目是汉字文字学：“释诂”、“释言”、“释训”，之後的四个篇目是关于“事”的语汇解释：“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馀下的十二个条目，是关于“物”的语汇解释：“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尔雅》一书，并非一人蹴就，《大戴礼·孔子三朝記》谓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张揖《进广雅表》谓周公著“释诂”，即见《尔雅》始于周代，而其他篇目，有人说是孔子所增，有人说子夏所增。《永乐大典》载曹粹中《放斋诗说》：“《尔雅》，毛公以前略，郑康成时则加详”，但未涉及增著内容作者的论述。
该本《论语》全文PDF电子书，出自日本正平本，原载严灵峰著《论语章句新编》附录二，由严灵峰据日本正平堺浦道刻本，何晏注《论语集解》，标校而成。全本二十卷，与流行本同，其中内容与流行本则有所差异。 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刻刊至今，已演化出三种版本：“无跋本”、“单跋本”及“双跋本”。 严绍璗编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考证认为，日本正平本的《论语集解》有三种版本：遵王家物的单跋本，吴炤所藏无跋本，及落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行款的双跋本。 严绍璗还考定出，“无跋本”与“单跋本”实质是同一刻本，差别仅仅是卷末题跋的有无。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还指出，如今流行的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原刊本实际上已几无踪迹，而以日本明应八年刊行的，在单跋本基础上，抹去“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跋款的“复刊本”居多。 此版本《论语》全文，或出自上述复刊本。
此本《论语新解》PDF电子书，收录了《钱宾四先生全集》编录的繁体竖排版《论语新解》，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的简体横排版《论语新解》，以便于读者自由选择喜欢的版本，并对照阅读。 《论语新解》为钱穆先生所著，以先生之话，是去繁就简，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新解”者，非自创新义，不过精益求精，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如【论语集释】之类的注解书籍，收录的前人注疏，达十类而四百八十种，修路不乏繁杂相左之说，于初学者而言，实在是眼花缭乱，既难以就近原义，更往往不知所云。 《论语新解》的去繁就简，以接近《论语》本义的一家之说，再“折衷”前人的恳切见解，即往往有利于初学者的入门学习。且《论语新解》全书文体用的不是白话文，就是半文半白，对于现代人或者语文水平不高的人来说，都能轻松的看得明白。 总而言之，《论语新解》较适合初学者，通篇半文半白之文体，便于阅读，便于理解，最重要的是，钱穆先生乃是“折衷”前贤之见解，取其近于本义者，又不离于朱学左右，因此，于初学者而言，《论语新解》不至于徒费其光阴，深读则必有所得。
《今古文尚书全译》是今人江灏与钱宗武合编的，对今古文《尚书》的译注作品。《尚书》的作者是三代及以前的史官，并无具体唯一的作者，我国自古就设置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及政治思想。 《尚书》初名《书》，汉代之後才称为《尚书》，儒家亦谓之《书经》。其内容皆与政事相关，所纪政事始于尧舜（四千馀年前），至于东周（两千馀年前）。《史记》曰：“书记先五之事，故长于政”。司马迁认为，《尚书》对于後代帝王，在政事上很有借鉴作用。 《尚书》之体，孔颖达定为十种，《尧典正义》：“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今总结为四类：一、典，即典制；二、诰训，皆指训诫诰令之类；三、誓，即宣誓，君王在重大政事上，对众宣誓；四、命，即册封任御赏赐之类的命令。其要旨包括：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 先秦典籍对《尚书》时有引据，这些典籍分散于诸家学派，如儒家的《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礼记》等，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道家的《吕氏春秋》，等等，可见彼时已有定制之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先秦典籍所引据的《尚书》章句，并不存在于今本《尚书》中，汉代《纬书》说孔子删《尚书》或为事实，可惜春秋时期，除儒家立学，其他诸子学派，似乎并不在意立学，也不在意典籍的传承。 汉代伏生（胜）传有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安国校订从孔子宅壁中获得的古文《尚书》。之後今古文《尚书》相替占据官学之位，自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出托孔安国之名伪作的“古文”《尚书》，今古文《尚书》遂息，现代所用之《尚书》，即伪本《尚书》。 今本《尚书》共五十八篇，除与伏生传今文《尚书》相同的三十三篇以外，另外的二十五篇，被认为是伪托之作。宋代吴棫开始质疑，朱熹亦有论证，明人梅鷟著《尚书考异》，满清殖民时期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俱有陈列伪作之证据。同时也指出，廿五篇伪作并非虚作，乃是来自其他典籍的回汇，及晋朝出土的《汲冢周书》等文献记载。
《尚书慕平译注》是慕平注译《尚书》的著作，本PDF电子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尚书慕平译注》扫描影印本，本电子书仅供读者自行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并用于其他用途。 《尚书慕平译注》内容上主要包括有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并采用简体字，横排的书写方式，该书比较适合文言文阅读能力不足，喜欢学习《尚书》，但又没有深入研究计划的朋友阅读。注释部分对原文中重点词汇都进行了解说、阐发，经常阅读注释部分，可以提高读者的古汉语水平，而译文部分，即是白话文重写，本书的重写比较有阅读价值，侧重于义译，又不失意译。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自汉代开始，即立为官学，置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列。然而，由于《尚书》的成书十分古远，又大量使用通假字，而这些通假字，在其他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几乎见不到，因此，有能力对尚书展开独立研究的学者，历代以来均十分稀少，大多数都 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结合其他一些典籍的相关汉字语义、内容典故，对其注疏进行辨析。 本书的写作，主要侧重于利用前人的注疏，进行白话文重写，并非对《尚书》的研究成果。用作者的话说，本书并不涉及对于今、古文《尚书》之间的差异及其版本学的研究。本书的编写，是以满清时期，由阮元奉旨编刻的《十三经注疏》所收录的，孔颖达《尚书正义》为底本，并在其注疏基础上，进行翻译。 书中只是简单地对东晋晚出的《尚书》（世称伪本）篇章，另加“伪”字以示与伏生今文本《尚书》篇章，在真伪上的不同。 由于阮元是奉满清朝廷意旨，搜罗历代书籍，并加以篡改（如剔除定性胡夷政权不正统的相关典籍语句）再进行编录入四库全书的，而且在篡改後，还一律销毁原书，避免後世复原。因此，读者在阅读满清四库收录的典籍，及其注译本时，务必警惕、思辨。
《孟子注疏》是汉代赵岐为《孟子》作注，宋代孙奭为赵注作疏而成。朱熹考究以为是南宋士人伪托，宋人陈振孙则认为孙奭曾奉旨校订正义，今人考据，认为孙奭为《孟子》注音校订正义，作《孟子音义》。 《孟子注疏》由今人李学勤主编，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主编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时，依据自己的需要，大量地“修订”了原本，今人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中许多谬误之处重新修订。 《孟子注疏》的排版版本有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加简体现代汉语标点，二是繁体横排，加繁体现代汉语标点。 《孟子》是孟子所作，有七篇。孟子是子思再传弟子，其作《孟子》七篇以叙述孔子思想，从内容来看，孟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之正统，又发扬易学数术，往往胜于子夏、曾子之徒。 《孟子》七篇因其书号是諸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难中，得以幸存。《汉书·艺文志》记录谓《孟子》十一篇，赵岐则考证认为仅七篇是真，其馀四篇为伪托。东汉之後，此篇渐亡。 孟子的思想，将孔子的“德政”发展为“仁政”，是德政的具体化，可操作化。三代时，民贵的思想已经十分流行，至于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君轻”的思想。韩愈认为孟子是继承了孔子“道统”的儒家重要人物。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由于残缺不全，故谓之残本。 定州竹简【论语】（以下简称简本）由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该简本论语抄写时代在公元前55年以前。又简本避刘邦讳，凡今本作邦者，皆改为国，所以其抄写时间又必在西汉。 据【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介绍，『定简本』【论语】有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定简本』【论语】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定简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均有不少的出入。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到今本本篇的77%。『定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定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定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定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 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定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定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定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定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经考古学家，以及古文字研究专家对『定简本』【论语】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郑注本【论语】、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照比勘后，确认『定简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另外，从与熹平石经本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于不同的师传家法。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简本』中作『节戎』，『节』字为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节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节戎』，『即戎』是『参加战争』，『节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论语】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大意可如字面讲。但这句话怎么读怎么别扭。历来也有好几种解释。『定简本』的这句话不是『几谏』，而是『儆谏』。儆的意思是警告，警戒。 『定简本』【论语】虽为残本，但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儒家学说内涵，以及古代文字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长期存在的【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之说提供了佐证，值得重视和研究。在40年的时间里，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就是通过此『定简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纠正了先前【论语】多种版本的许多误解，并得出了新的见解，这对推进儒学研究、传承儒学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定简本』【论语】的出土也传达出了另外一种文化信息，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已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当时作为汉中山国都的定州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也是受其深刻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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