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星】个美国家族四代人与中国的一个半世纪

从传教士教育家到红色书店掌门：一个美国家族的记忆
--一个美国家族四代人与中国的一个半世纪
（文何明星）
美国人那夏礼（音译，英文为Noyes，今译诺伊斯）兄妹在1868年双脚踏上中国大地上的那一刻，绝没有想到在一个半世纪后，许多中国人依然怀念着他们，不是因为基督福音，而是因为他们创办了现代教育--培英中学和真光女校，甚至得到孙中山的称赞；更想不到的是，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孙辈们竟然抛弃了基督教，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执掌一个红得发紫的“中国书刊社”，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20世纪50至70年代，专门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本土，销售了二百万本毛泽东语录（英文版），因此声名远播。
这个美国传教士家族三代人与中国的136年，发生了哪些故事？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美国家族产生了这种魔幻般的转变？对今天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有哪些启示？
前两代：传教士+教育家
那夏礼（音译，今译诺伊斯）家祖祖辈辈都是传教士。所以，当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吉尔福德的那夏礼先生（Dr. Heiry V. Noyes，1836-1914）和那夏礼女士（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也成为传教士时，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他们做牧师的父亲和同样是虔诚信徒的母亲，自然也认为自己儿女的选择理所当然。
我们已无从得知老那夏礼夫妇当年的心情。
那一年：1868年。他们家排行第六的女儿和排行第二的儿子（他们有10个孩子），先后受美北长老会派遣，去了遥远的太平洋东岸--中国。
真的是很遥远很遥远！
有资料说：那夏礼先生由美国乘坐小型帆船，经过109天的航程才抵达香港。
而他的目的地是广州。
1868年的广州，早已在1844年的《望厦条约》里，成了美国也可以通商的口岸。西方传教士们终于可以便利地在这个古老且人口众多的地方传播上帝的福音了。使他们能够成行的是航船，而传教的信念就是航船上高张的帆！“一切源于一颗传教的心”，是那时很多传教士远涉重洋的内在动力。还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事实：传教士们能够在此登岸的通行证--是附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里的传教权益条款。
那夏礼兄妹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他们肩负着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使命而来。办学，是他们兄妹为了传教而做出的共同抉择。
比哥哥先期到达广州的那夏礼女士，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很难学的广州话，她很快就能说得比较流利了。这对她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民众并与其交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872年6月16日，她于广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创立真光书院。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首批女子学校之一，也将是广州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女子中学。
创院之初，虽然是膳宿费全免，她也只有区区六名学生。
坚忍、温柔、善良，基督的精神是从心里传到脚上的。她迈动着双脚，行走在珠江流域的土地上，做着她心里想做的事。她的遗训也是她整个人的写照： “行胜于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你要记得：'凡祂所命尔者为之。' 我经过此世只一次而已； 因此，凡有我可能为之好事，或向人类可表示之善意，我当立刻为之。 我愿不阻延，又不轻視此责，因此，人生之路，我去后不再来矣”。（详见香港真光中学网站）
1875年（也有说是1878年），因学校一带发生火灾，真光书院搬迁到了仁济街。1909年，改称为真光中学堂，1911年更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1917年，中学部迁往白鹤洞，定名为真光女子中学。这时的真光中学已有学生300多人。

（真光女校的创始人那夏礼女士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
从1872年到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礼女士一直是真光的校长。1923
年5月15日她返回太平洋西岸的美国，孙中山先生给她发去信函，感谢她为中国的妇女教育所做的贡献。1924年1月16日，那夏礼女士在美国魂归天国，她完成了作为传教士而一生传播福音的使命。这距她1867年11月启程前往太平洋东岸的中国，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如今，在香港，你要是看见穿着天蓝色传统长衫，绑着传统孖辫的女学生，毫无疑问，你可以确定她们是某个真光中学的学生。那个极具时代色彩和样式的校服啊，让人们无法忘记那个作为校长的那夏礼女士。这距她1868年1月来到广州学中文办学校，已经过去将近150年了！

（培英中学的创始人那夏礼牧师Dr. Heiry V. Noyes，1836-1914）
1914年1月，78岁的那夏礼先生离开了他所处的那个风云会际的时代，在太平洋东岸的南中国广州花埭停止了传教授业的脚步。弥留之际，围在他身旁的，是他悲伤的家人和亲友。 而留在他身后的，是百年名校培英中学的众多学子。
一生钟爱数学的那夏礼先生，大学毕业后进入亚利威微学校精研算学，毕业时，正赶上美国的南北战争。他便“躬往营伍，救生唁死”了。战争结束后他第一次奉长老会之命东来中国。徐甘棠先生曾这样讲述他这段有些传奇的经历：“其时粤人风习鄙塞，民俗陆梁，虽互市最早，而仇教实深，牧师舟行布化，辄为乡人窘辱，跳刀拍张，奇险百出。尝与西人麦某传道于南海之金溪，夜盗劫邻舟，弹贯麦首立殒，牧师睡其旁独免。牧师往来连州、新会、开平、大良、赤坎、石龙等处，宣铎不辍，辟榛治芜，创立新会、赤坎、省城四牌楼各支会，皈道者数百人。无何悼亡，请谒归故国，留嘉喇宽尼省传道华人。”
1868年，是那夏礼先生的二次东渡。这一次，他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太平洋东岸的中国，连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不朽事业。
初起时，那夏礼先生是在沙基街头设帐办学，学生只寥寥几人。
但他具有“鹰”的品质。一往无前的坚持，不仅使学生人数开始增加，也获得了长老会的经济资助，1879年，在那夏礼先生来广州的十年之后，他能在广州沙基同德大街创办蒙学安和堂了，又一个十年后的1888年，那夏礼先生与尹士嘉（岭南大学创始人之一）购得晚清著名爱国诗人张维屏（南山）的听松园故址，迁学堂至此改名为培英书院。
傅世仕先生1912年考入培英小学二年级，在少年傅世仕的眼里：那校长很严肃，本质很慈祥，他关心学生的学习和健康。虽已古稀之年，他仍巡视课室、宿舍、厨房、厕所、校医室、球场。他到处检查，特别是晚间经常巡视自修室的灯光是否足够明亮。(当时仍没有电灯，只用大光灯。)
自1879年创校至今的130多年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多所培英学校育人无数。她的校友遍布海內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伦敦及香港等。其中，各界的著名人士比比皆是。
培英出来的一代又一代学子，感其恩，戴其德，他们无不感念培英给予他们的人生理念和美好的学生时光。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的校祖--那夏礼先生在太平洋东岸的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的辛勤奉献。
今天，传教士兄妹被后人们如此称颂，不是因为他们的传教，而是因为他们率先在中国创办了现代学校教育--真光女校和培英中学，这两所学校如常青树般的日益繁茂，绝非是他们当初能够想象得到的。现代教育、现代科学等西方文明等等来到中国后所发挥的作用，大都超越了传教士最初的预期。这样恰好表明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轨迹：意外的收获远远多于主动获取。
1868年，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条小帆船，载来的不止是一位那夏礼，除了那夏礼先生，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刚周岁的儿子：那威林（音译，英文是william Dean Noyes）。
那威林在太平洋的东岸开始呀呀学语和蹒跚学步。“稍长益与华人狎于华俗鲜所扞格尝，自言其为华人也。”16岁时他回美国读书，1899年毕业于Wooster大学，然后又用三年时间在Cuburn学习神学，毕业后即旋返培英中学任教。
1914年，他承接父亲的职位，担当起了培英中学校长的职责。在6年校长任期上，扩大学校规模，购荒地、扩大校址，“一九一七年，购白蚬冈地十数亩备异日扩充新校址之得，领官荒者动机即缘于此，则其识见为何如也”。除此之外，那威林先生还特别重视体育。培英中学拥有优良的运动传统，以致后来有“排球少林寺”之称，他理当“记首功”。
1917级的校友陈思齐回忆着：那时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早6时正，起床号准时响起，五分钟内，要出现在楼下，准备早操。早操时，即使是寒冬，也只准穿短裤和薄衣。操练结束后，每人还必须在运动场上跑一圈。那时，还有一个叫睦美灵的美国籍老师，是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除教英语外，兼上体操课。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几年后，陈思齐由昔日同学眼中的“奀仔”（粤语，指瘦小体弱的人），变成了身壮力强的“大汉”。

（培英中学100多年前的运动场）
如此浓厚的体育风气，使培英中学的各种体育项目都人才辈出。
源远流长的运动传统，至今仍使粤港的各个培英中学不仅注重实用知识的传授，也以强化体育运动著称。
胡适在评介司徒雷登著的《在华五十年》时，曾经写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家+传教士“的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比那些仅仅诵读福音书的传教士更为深远。无论是16世纪或17世纪基督教会中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还是19世纪新教教会中的科学家、学者和医生，莫不如此。是他们，这些若星汉灿烂的学者传教士们，逾越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将当代西方最经典的科学、技术、法律、地理、历史和宗教知识著作译介到中国；是他们，最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妇女裹脚和'无才便是德'的陋习；他们呼吁社会、教育和政治变革，他们创办新式学校和大学，他们将中国一点一点地从沉睡中唤醒。”
两代那夏礼家人无疑是属于胡适所说的“他们”中的人！
后两代：亨利·诺伊斯--“红色书店”的掌门
亨利·诺伊斯的出生地是在太平洋东岸的中国广东。
他和一般的广州小孩儿一样，说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一般广州小孩儿不一样的是：他竟然认识2万多个汉字。那年，他才8岁。
同年，他随父亲返美。这8年的时光缕缕如丝，在亨利·诺伊斯的心里深深地缠绕着中国情结。为此，他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生于中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从旧时代向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亨利·诺伊斯在太平洋的西岸，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反帝运动、抗日救亡、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
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任英文创作室主任。
期间，他与在伦敦法学院读书的哥特结婚了。哥特是一位英国共产党员的独生女，也是一个坚定地反对大英帝国主义的共产党员。她因为热衷于帮助在英国的印度难民和参加政治活动差一点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亨利与哥特的结合，不仅仅源于爱情，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革命政治理想，因此他们自称为“革命夫妇”，组成的是“革命家庭”。
期间，他还与《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成了好朋友。
亨利·诺伊斯一直称自己是海外侨胞（即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由于不满当时密苏里大学的保守和传统，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1960年他辞去了密苏里大学的职务，与妻子开办了美国中国书刊社。
当时，正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封锁、围堵的历史时期，社会上盛行麦卡锡主义，反共情绪甚嚣尘上。可想而知，此时开办中国书店的难度。亨利忙了半年时间，才打通各个环节，拿到许可证。
为了打开书刊的销路，使更多人了解中国，亨利多次驾车，带着书刊样本，进行销售旅行。他的足迹遍布美国几十个城市，他同丹佛、西雅图、盐湖城、洛杉矶、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等主要城市的43家报刊经销处建立了供销关系。1998年，已经87岁的亨利·诺伊斯对这一段开创时期的历程回忆道：“我们最初是在芝加哥成立的公司。那时麦卡锡主义很猖獗，反共情绪在美国很高。联邦调查局的总想抓我。我和哥特开车十几万里绕着美国转，到每一家书店敲门卖书。有人一听我们卖的是中国书，就打我们出去。但更多的人对来自中国的书感兴趣，这么多年来，我们卖掉了两百多万册毛泽东的红宝书。这本小红书（little red book），到现在还是公司最畅销的书。那时中美之间没有贸易往来，美国政府不允许我们寄钱给中国，而是让我们把钱放在一个冻结的账号里，一直到1979年，中国国际书店才拿到这笔钱。”
1972年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虽然此时美国政府对华进口书刊的限制政策没有取消，但对代理人的经济控制有所松动。在美国的大批侨胞、美籍华人渴望了解新中国，中国期刊订户在美达到了25000多户（份），亨利·诺伊斯的中国书刊社一直是业务量最大、最稳定的一家。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国书刊社。照片来源：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
1975年4月13日，亨利·诺伊斯在离别了56年后，才踏上和他息息相关的中国大地。
1984年，亨利·诺伊斯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国际书店35周年的招待会，并作为外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次，亨利·诺伊斯还顺访了广州，其激动的心情在给广州培英中学罗校长的信里清晰可见：“此行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在新校址同朋友们的会面了，想不到培英竟生存下来而且还正在日益发展了！最令人欣喜的则是学校重新复名，我到了培英，发现它办理得如此卓越，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他把此行称为归家般的亲切。
归家般的亲切--涵盖了亨利·诺伊斯和中国间的情缘。以这为出发点，也诠释了他与其祖父、父亲的不同：他是把太平洋东岸的中国思想传播向了太平洋的西岸。亨利·诺伊斯与妻子哥特直到他们70多岁时才从中国书刊社退休。
历史在演进中，有时会相像，但绝不会相同。
亨利·诺伊斯与妻子哥特退休时，亨利的儿子克里斯·诺伊斯接替亨利·诺伊斯担任书刊社的董事长。
改革开放去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王蕤，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一本书：《生于中国》。作者亨利·诺伊斯对中国义无反顾的爱和天真的理想主义，使她深受震撼。因此她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的六、七个工作录用函中，让自己成了中国书刊社的职员。这时，我们有幸借王蕤的双眼，近距离地感受两位“共产党员夫妻”退休后的生活片断。
亨利·诺伊斯与他的太太哥特，业余时间还到书刊社帮忙。尤其是哥特，她坚持15年为旧金山的中华文化中心做义工，为中国历史协会做义工也多年，每月还为美中友协的通信写新闻稿，经常把省吃俭用的钱捐到中国去。在中国书刊社联办的1997年中国湖南省旧金山图书展、旧金山湖北文化周活动中，哥特老太太私下里每天背着一千多张海报、宣传品到处散发，甚至送到了旧金山市长手里。用哥特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难忘的1997年，王蕤这样描写道：“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是令她特别兴奋的一件事，她自己出钱在公司办了一个宴会。宴会那天，穿着一向不怎么讲究的哥特穿着长裙、丝袜、高跟鞋，颈上戴了一条绿宝石项链，嘴上涂了口红，笑的时候两排整齐的真牙齿露出来。一个英国人来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在外人看来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
'你不知道，我的妈妈年轻时有多美。'她的女儿在宴会上小声冲我说道。哥特举起酒杯，抿抿嘴唇，'我现在庄严宣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日子永永远远地过去了。我为香港祝福，我为中国祝福！'她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臂，大家热烈鼓掌。
哥特清了清嗓子，看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我们有必要借此机会一起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她讲起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又讲起美国早期华人辛酸的移民史，怎么受到歧视，不能成为美国公民，不能享有选举权等，然后她又回到公司的历史，追忆当年卖中国书的情景来。她谴责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并且让我们从第三世界来的职员轮流发言，'KIT，你以前在香港工作过，你来说说你现在激动的心情；安妮，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讲讲你的兴奋和骄傲；布巴，你是一个非洲人，看到英国殖民地又消失了一个，你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应该很高兴，对吧？'，我们挨个信誓旦旦地表了态，哥特方才满意地点头，让大家开始进餐。整个过程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当然也有美国人嫌说教味太浓，提前撤了。”（详见王蕤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21710074）
书刊社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业务下滑，到了21世纪，便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流动资金短缺，严重资不抵债，中国发出来的书刊账款长期拖欠，不能及时结算。
2003年下半年，中国外文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联合收购了中国书刊社，并负担了书刊社当时所有的债权债务，新公司名字仍叫中国书刊社，隶属于1984年中国外文局在美国新泽西州注册的常青公司。自从，这个书刊社脱离诺伊斯家族，正式成为“中国出版本土化”战略实施的第一个海外机构。
这个美国家族的四代人，自1868年间开始与中国发生关系，直至2003年中国书刊社被收购，已经走过了136年，大约一个半世纪，“传教士”、“教会学校”、“共产主义”、“红色书店”等成为这一个半世纪中间不同历史时期的标签，透过这些特色各异的表面喧嚣，贯穿其间的既有执着的宗教精神，也有纯真的理想主义，而二者之间异曲同工之处是，都具有一种超越种族、地域以及现实政治、经济羁绊的崇高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推动着彼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这种力量持久、禁得住打磨，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
在道与器之间，这种精神力量是道，“弘道”是远比传播策略的“器”更重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或许是这个美国家族在136年间给与今天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最好的启发！
（本文刊发在2010年10月6《南风窗》，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