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纪

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纪
——东域学手记（二）

靳大成

一、有关游学、采风的前思考

“东域，为什么是东域？”“你这个提法能成立吗？”
这是几年前某人在质疑我的文章《东域学手记（一）》时发出的疑问，大概他以为这个说法完全出自我的凭空杜撰，没有任何史学根据。我知道，学界确实很少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象英人H-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也是以“东域”指整个中国、东方。清人董康著的《东游日记》，此“东”非他，乃专指“海东”之日本。而日人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东鞑”指的是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区。“东域”是与西域相对而言的，有学者说在二十四史中大概出现次数不超过两位数。2004年我做《东域学手记（一）》时用了这个词，意在换个视野来观察目前形势错综复杂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试图突破国别史的局限来重新认识这个区域的历史与现状。而为完成我承担的项目，“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我曾两赴韩国，一赴日本，实地堪察当年战争遗址。我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走，把我历年去东北考察的经验，以及在西藏、新疆和内蒙考察的经验，全部唤醒了。正是在边疆地区的这几次穿越，游走，采风，使我意识到，平时我们张口“中国”，闭口“中国”，其实无意中已被习惯性地简化了，所谓“中国”，自身内部包含的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复杂情况，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与日常思考之中。回国后，我又专门赴延边考察，东北史包括东北亚地区的不同势力之间的消长，此起彼伏相互渗透和挤压，历史运动的文化遗存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思想冲击。在主持了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四年后，经过几十次讲座，两次国际学术会，把包括东北亚地区，朝鲜，韩国，日本，琉球，台湾，以及更北部的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的历史互动，全都容纳进来，脑海中时时上演着鲜活的历史多幕剧。这幅色彩斑谰的宏阔的历史图画，时时提醒我：如果没有对实地的考察与采风的经验，仅凭教科书提供的标准知识，学者个人极易囿于生活范围的局限，凭那些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历史认识，根本没办法突破陈旧错误的历史知识和种种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无法获取对历史脉络和现实状况的真实理解。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思路，倒也不尽然。去年为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把在手中放了十几年的一篇旧稿《剌猬与狐狸之间——出自中道观的思考方案之预案》提交会议刊发了。这篇旧稿实际上相当混乱地传达出了各种立场的冲突与思想矛盾、选择的困难，这些年来理路也一直未能推进，结论也是相当含糊的。但是，虽然“理路”并未获得新的推进，可是，“态度”和“立场”却渐渐变得更明晰了。发表前我重写了一个提要，意在说明：

九十年代后的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呈现了许多新的危机与挑战。如何在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回应这些尖锐的思想冲突与深刻的精神困境，选择什么资源来对抗、对话或者“下一转语”，理论思考方案与个人的道德践履是什么关系，知识批判与社会实践之间应该保持何种张力，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惑着当代理论思考。笔者试图用中道观的思想资源开掘出它的现代命题，并暗示解决理论困境最终不是依傍于任何“古典”或者“后”的形上学路径，而必须落实到介入现实社会生活的个人践履中来。而这，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思想传统中的无数先哲们前仆后继的未竟之路。

这些说法，和一味的“徒腾口说”确实不同，与其徒托空言，不若见诸行事而深切著明，既然看清了就得试一试，得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检验。所谓“改造我们的学习”，并非说给别人听的高明之论，而首先是改造我们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实践行动。为此，09年我组队去了东北集安高句丽遗址和旅顺、大连日俄战争遗址与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考察。一路采风，一路游学，听报告，座谈，包括团队内部也做了几个报告。回到北京开的总结会上，所有参与者的发言都正面肯定了这次活动，认为收获不小，这个事实更坚定了我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决心。我感到，象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带年轻人，特别是在读的研究生们，因为他们出入“三门”（宿舍，教室，食堂），书本上的死知识多，鲜活的实际经历少，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去外地走一走，看看校外的社会生活。我学问做得不好，疏赖放纵，成果不多，即没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体制内的资源。怎么办？最方便最现实的，就是用亚洲文化论坛的有限资源和多年来与朋友们及年轻同事形成的个人间的互信，来推动这个事情。
不过，必须指出，此事与朋友和年轻人的沟通并不顺利，这里存在着需要跨越的思想认识鸿沟。08年奥运会开幕前的两三个月吧，我有点“冒险”地把一个行动纲领和路线图群发给了平时和我接近的年轻同事，希望得到一点回馈，也顺便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我构思了一个新计划，强调实际参与的综合式的实地调查，内容包括在某地长期定点观察，文本研究，与社会互动，参与当地艺术团体活动等。除了两个多年好友和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给了我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外，其他年轻朋友则反应平静，准确说相当冷淡，简直就如石沉大海。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苦恼，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谷中达数月之久。奥运会开幕式前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约了一个老朋友，在人大的“水滴石”咖啡馆见面，想和他谈谈我这个计划，听取他的建议。可能那天的气温过高或是气场不对，我还没来得及详谈这个计划，刚刚提起个话头，朋友就开始不屑地批评，一顿当头棒喝，说得我头皮发麻。话不投机，手中的酒杯也显得有点沉重，突然谈兴全无了。我知道，在他看来我要说的这些想法太不靠谱，无非是些“不着调”的臆想或不合时宜的乌托邦。于是就沉默下来，礼貌地和朋友道别了。余晖下我在人大校园里独自走着，品尝着无处可诉的无奈与孤独的滋味。一时间脑海中涌出了高乃依说的那句话，“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大家这些不理解的冷漠和拒绝的态度，不恰好证明这件事情确有现实针对性而并非无事生非吗？如果跟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常年接触的年轻同事都不理解，不恰好证明更有必要开展这个活动吗？细察近年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体制与知识状况，它存在的种种问题，不正是需要一剂猛药来对治吗？“改造我们的学习”，不是已经到了必须行动、且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吗？
那天晚上我对着电脑，重新写下一段文案，决心寻找合适的契机，尝试着开始游学采风的活动。

二、具体计划的确定与团队构成

09年在东北集安地区和旅、大地区的考察，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今年的这个行动，其实就是在去年考察快结束时，在脑海中萌生的。
当时最强烈的一个想法是，不仅要约请相关的学者，而且必须要有在读的学生参加，使之变成一个融实地调查、科研和教学实践于一炉的游学活动。除了增广见闻外，要设计好采风的内容，有计划地安排好讲座和讨论，使游学采风成为一个密度极高的“强化”短训班，让参与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立体的，全方位地获取最大的收获。
这样，选择东北的延边地区，一者可与09年的调研活动保持一种连续性，象滚雪球那样扩展原有的经验知识，二者这里有比较熟悉的关系可以利用，更有利于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地点确定了，人员的组合呢？去年的团队全由本单位里关心东北亚历史的学者组成，全是长期参与亚洲文化论坛活动的人，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汪晖和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李勤璞，所以沟通顺畅，效率极高。当时李做了一个有关满铁档案的讲座，汪做了一个有关亚洲想象的讲座。今年最好能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样可以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参考、吸收他们的经验，有利于加深对东北史的理解。李勤璞必须请，他多年来在西藏和内蒙地区的深入调研，积累颇丰，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民族地区做调研工作的宝贵经验。这些想法在不断酝酿，形成，也试探性地发了些邮件。今年一月中旬，我约了两个朋友去了大厂县呆了三天，开神仙会。这一侃，撞击出了火花，回京后第二天，我就直飞哈尔滨，在那里和郑小提大姐、苏北兄一起盘桓了三天，整天不干别的，专谈郑律成。在和哈尔滨的朋友的接触中，听他们讲如何办郑律成纪念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活动，中东铁路的开发史，音乐博物馆的筹建细节，终于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