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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美中教授是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宗师，我有幸从学和从业岳老二十余年，感到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商﹑智商均至为高洁，实令人有明月不染之感。他嗜书如命，终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史典籍之中，不仅精读经史子集，警句佳作背诵如流，一部《二十四史》亦时常反复研读，求知欲极强；对于声韵﹑训诂﹑诗词之类，情趣尤浓；其诗作《锄云诗集》载诗数百首，不仅涉及时政兴废﹑世事沧桑﹑奇山异水﹑梅菊芭蕉﹑医事经历，乃至亲友师生离合之情，常感而发之，亲自工整笔录，今日审读，犹若岳老本人私事之记事本云。他在诊疗之余，亦常乐于与我等师生对谈所感，例如司马迁的逆境奋发，苏东坡之达观豪放，孟轲之“吾善养浩然之气”，张衡之热爱真理，傅山之工诗画，孔学之“仁者爱人”等等，盖实际上无不属于从善抑或从恶之教。岳老常常幽默与学问熔于一炉，师生对坐，其乐融融焉，以至于我等师生“文革”期间曾被张贴大字报列为一项“不务正业”之罪状而被“揭发”。岳老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我们后人继承前人历史观﹑道德观﹑哲学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怎样做人的重要内容，我们大家不可以数典忘祖。他认为在传承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医药学术时，对所提倡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解，也应在学习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有所作为，不可以自掘坟墓，不可以与先贤古典绝了缘份。他常说:“覆巢之下，无复完卵”，他更不赞成“五四”时代有人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完”的言论。今天看来，确实对青年一代中医药从业人员，实有教育意义；我所接触到的他们之中，虽不少毕业于高等中医药院校，但大多古典医籍并不直接谋面，实有中医药“文化赤字”或蜻蜓点水之嫌，足资师道者戒。
对于数千年以来中医药学术文明史，岳老属于经方派专家，他认为“法从仲景思常沛，医学长沙自有真”，但他强调经方应用实应重视学习其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专药相结合辨证思维精神或理念，《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之此类遣方用药实例历历可见。1961年我随他与梁漱溟到福建，岳老曾为福建中医学界专家做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专题报告。他也十分欣赏李杲和叶桂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主张应结合临床实际，各取其长，而不应偏执一己之见，他告诫我们不可以自傲，所谓“洮子万家宗一脉，纷纷井底各言天”，进而不免贻误病家。
岳老在日常医疗业务中，以“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为座右铭，主张“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根据国家指派，岳老先后为多个国家元首治病，获得周恩来总理，吴阶平教授等的赞扬，岳老闲章有“北国青囊，南洋丹鼎，东粼鸿爪，西土萍踪”之中医药扬威海外的感怀之刻，是为旁箴。尽管“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勒令扫厕所、挖粪石之类劳动，我现在还记得当年他低头弯腰俯地劳动的情景。他的解放，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等他去给越南胡志明治疗心肌梗死而实现的，当时因被抄家，走时只好穿了周总理的鞋，以及吴阶平教授的袜子登上了前去急救的飞机的。
“文革”后，他前后身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医卫组副组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身负重任，鉴于中医人才匮乏，岳老上书中央，倡议并获批创办我国首批高级中医研究班、高级研究生班，为我国改革开放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精英，可谓功德无量。
《左传》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他应是三者俱全。岳老为人很低调，但他有爱国主义精神，有事业心，有激情，有勇气，有中华儿女的人文情怀，憧憬着中医药的未来。不封闭，不固执，坚韧而和谐。他眼睛不好，多半低着头走路，但内心锐气十足，我和夫人维养每次见到他往颐和园方向走去，背地里就相互地说：此乃“浅水卧龙”也。是的，他是中医药学历史上永远值得我们感念的巨人，伟大的中医药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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