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化义:推广普通话与正统汉语的尖团音区分

原题  再论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   作者 林化义    摘自  江淮汉韵

提要     本文论述了区别尖团音是民族共同语的传统语音，也是现代北方话（指推普以前）的大众语音；尖团合流是满洲旗人入关带来的语病；把尖团合流定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国罗”派学者的左倾和幼稚。分析了尖团合流的多种危害：一是砍掉了42个尖音音节，把520个尖音字变成团音，增加了舌面音的同音字，损失了汉语十分之一的语音成分，降低了汉语传音清晰的功能，增加了中文信息现代化的难度二是破坏了声母和音节含字量的均衡，破坏了字音和字意与发声学的密切联系，破坏了形声字声符示源的功能，降低了汉字系统的科学性。三是造成了普通话群体语音在尖团音上的分歧和混乱。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民族共同语应当重新区别尖团音的建议。

现代汉语承袭了“数人会”（由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林语堂、汪怡、刘复六位江南学者组成）议定的“国语罗马字”的语音体系，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团合流。所有“新派”学者都为此大唱赞歌，认为是汉语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老派”学者和广大北方话社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老年人却对此痛心疾首，以为是谬种流传，践踏汉语,让炎黄子孙“咬舌子”；以京剧界为代表的各种戏曲界“至今讲究尖团音的区别”。在尖团音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尖团合流是不是汉语发展的必然规律，有没有人为的因素，以尖团合流的语音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否科学，对民族共同语的完善和发展有利还是有弊？对此类问题有必要作一番剖析，让国人了解其来龙去脉,分清良莠之后，再决定弃取。笔者的拙见如下：

一、区别尖团音是民族语言的传统
区别尖团音是汉语的传统，不论是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1955年汉语规范化会议以前）汉语北方话的大众语音都是分尖团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早在造字时代，汉语就区别尖团音，这从尖音字和团音字的谐声偏旁丝毫不乱的事实可得到证明。自从东汉末年有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尖团音的区别就更加明显，凡是见系齐撮呼的读音就是团音，凡是精系齐撮呼的读音就是尖音，从切脚上字看得明明白白，例如:团音字“剑”用居欠切，“九”用已有切，而尖音字“箭”用子贱切, “酒”用子有切。自此一千八百年来，凡用反切注音的字书、韵书无不分尖团，较早的如梁的《玉篇》，较晚的如清的《康熙字典》,民国时的《中华大字典》。不止传统的字书分尖团，就是洋人的字书也分尖团，早的如明末的《西儒耳目资》,晚的如1906年制定的邮政式拼音方案。最重要的是现代人制定的两套拼音方案仍然分尖团：一是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全国标准音——“老国音”里分尖团，二是1931年创立的反映“北方话大众语音”的“北方话拉新文字”里分尖团。古今中外的字书韵书和拼音方案，无不证明分尖团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语音。

二、尖团合流是“国罗”派学者的历史性错误
既然分尖团是汉语的传统，为什么现在汉语里尖团合流了呢？这就需要追溯尖团合流的起因和经过。

（一）、尖音舌面化是满洲旗人带来的语病。
1644年清军入关，数量众多的以满洲旗人为主体的东北人进入北京。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都学习和使用了汉语。但满语和汉语发音特点不同，满人的舌身后缩、舌尖上翘，发zh组声母时，变汉语的翘舌音为“舌尖抵硬腭后部”的卷舌音；发z组声母时，变汉语舌尖抵下齿背为舌尖抵上齿背。舌尖抵下齿背发音的z c s 能自然和谐地与齐撮呼韵母拼出响亮清晰的尖音，而舌尖抵上齿背发音的z c s则难以和齐撮呼韵母相拼，即使勉强相拼，也只能拼出尖细刺耳的带儿化音味的尖音，与传统的尖音大相经庭。于是满洲人就把尖音的发音舌位后移，发得近似于舌面音j q x 了，这就是满人尖音舌面化的语病。清初的满洲统治者，并没认识到这个语病，自认为他们说的话就是标准的官话而加以推广。雍正皇帝就曾带头在朝堂上说这样的尖团合流的官话，在南方开设的“正音书院”里，定要以驻防的旗人为正音教师。这样，满大人的尖音舌面化的语病就传染给了在官场混事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凡是满洲旗人驻防、管辖、或居住的重要城市，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重，如北京、天津等地；凡是满族人不去或少去的地方如山区和农村,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轻，或完全没有。这种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和满语影响成正比的情况在全国随处可见。满洲贵族的这种语病虽被汉族知识分子发现，但慑于异族征服者的自尊,谁都不敢犯颜直谏,明白指出。清初的学者傅山，只能借谈太原音进行曲折地批评。他说：“太原人语多不正——如酒为九，九为酒，见为箭，箭为见之类，不可能辨”。（见《霜红龛全集．咳唾珠玉补遗》）。清军入关九十多年后，满族知识分子才自我发现这种语病，于是在1743年专为纠正这种语病，分辨尖团音而出台了《圆音正考》。但此时满人的语病早已形成，“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张口而失其音”,纠正此语病已是困难的事情。纠此语病虽然困难，但毕竟取得了成绩，到道光年间，就有不少满族人能分辨尖团音了。道光十年（1830年）乌扎拉氏文通序就反映了满洲贵族认识和改正这种语病的情况。

（二）“国罗派”学者错选语音
尖音舌面化的语病虽系满洲旗人带来，但又被满洲旗人自行纠正，虽不彻底但在整个清代尖音舌面化都被看成是语病。可悲的是这种口齿不清的语病，反被左倾幼稚的“国罗派”学者当成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早在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时期，中国的语文学界对汉语的语音系统就有极左派和稳健派的分歧。读音统一会制定的“老国音”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代表了稳健派（或保守派）的意见，而极左派并不赞成。当时的极左派就是西洋派。他们深受西方语言学家的影响，认为汉语及汉字极为“野蛮”、“落后”，必须用英语、法语或世界语取代汉语，用拉丁化拼音字取代汉字。1908年吴稚辉的文章就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这种观点遭到稳健派学者章炳麟的批判。“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这种极左思潮再次泛滥。1918年，钱玄同发表文章赞成吴稚辉的观点，于是五四先贤们都认为，要使中国不亡，就必须改革汉字和汉语，实现拉丁化。在此背景下，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高潮。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林语堂等通晓欧文的西洋派学者都成为国语罗马字运动的主将。

要采用国语罗马字，就不能越出26个罗马字母。用26个罗马字母表示汉语复杂的声、韵、调是极其困难的，就要求简化汉语的语音系统。在他们看来，拼音文字和简化语音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于是在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会议上，国罗派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的同时，也提出了修改“老国音”，简化语音的方案。那时北京音里本有分尖团和不分尖团的语音分歧，凡受满语影响轻的汉族民众和女性，多能分尖团，凡是满族人和受满族语音影响重的官场知识分子多尖团合流。国罗派学者要简化语音，就选中了尖团合流的语音标本，硬说尖音舌面化是北京音的代表，力主砍掉“老国音”里的尖音，于是在1926年 “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里就搞了尖团合流，砍掉了尖音。“国罗”派学者的这一举措，从认识论上说是汉字拉丁化初期阶段的左派幼稚，从客观效果上说是践踏民族语言的历史性错误。

（三）民族共同语要不要分尖团的争论
“数人会”1926年9月议定出的“国语罗马字”，11月就被“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了非正式公布。其公布之速，足见当时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已经成了“国罗”派学者的一言堂。1928年，蔡元培又以南京大学院的名义作正式公布，定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样，“国罗”的语音系统就成为法定语音，成为所谓的 “新国音”。把“老国音”通过“国语罗马字”改造成“新国音”，全是深受西洋语言学影响的“国罗”派学者一家所为，从未征求过老派学者的意见，更说不上让全国学者讨论。“国罗”简化语音、合并尖团，遭到了以章炳麟为代表的许多学术大家的强烈反对，但是“国罗”派学者已经获取了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霸权地位，谁反对也无济于事。他们只认为“国罗”“实于国语统一有甚大之助力”，只要求“俾利推广以收实效”。主张民族共同语应区别尖团音的学者无计可施，只好另创分尖团的拉丁化新文字与“国罗”对抗。1931年，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在苏联汉学家的帮助下，创立了分尖团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 和“国罗”的语音分歧，主要就是在是否区别尖团音上。“国罗”派学者为了维护“国罗”的法定地位和语音系统，维护既得的名誉和地位，极力抵毁北拉，攻击 “北拉”的分尖团是“国语不统一主义”，认定“他们那一套‘拉丁化的中国字母’是绝对的不适用”，断定“新文字只有一种‘国语罗马字’”（见黎锦熙《国语 “不”统一主义》1934年北京《文化与教育旬刊》第二十一期），“甚至还常常不是争论学术问题而是掺杂着政治和党派问题”，不惜借助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手段封锁禁止北拉。尽管“北拉”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和“国罗”派学者的反对，但它却深受国人的欢迎，很快传遍了神洲大地，得到了鲁迅、陶行之、陈望道、等全国各界上千名知名人士以及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拥护和倡导。就连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时一再强调“国音应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张一麐先生和积极拥护过 “国罗”的南京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也积极支援了“北拉”。与此相反，尖团合流的“国罗”虽然获得了“法定”地位，却一直坐在“冷板登”上无人理睬。“北位”取代“国罗”已成为众望所归。但“国罗”派学者大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拒不采纳“北拉”分尖团的正确主张，利用已获得的增修《国音字典》的职权，一意孤行地搞语音霸权，在他们编纂的《国语辞典》、《配文韵府》等等字书里，依然坚持了尖团合流，依然使用“国罗”注音。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党当政时被禁止的“北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北拉新文字不但应用于东北铁路电报和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信，而且应用于课本和字典注音、速记、索引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北拉新文字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单是一部用新文字注音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从1950年8月到1955 年7月就出了42版，25万多册。“北拉”事实上已取代了“国罗”，成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北拉”的受欢迎，也说明全国的下层知识界是赞成分尖团的，特别是以口舌为业的说唱家更赞成分尖团。各种戏曲界，特别是京剧界，都“讲究尖团音的区别”，因为他们是从事“耳治语言”的实际家，需要用口舌去影响听众，生怕吐字不清晰，而不象那些主要从事“目治语言”的学者，舞文弄墨写写则可。建国初期的种种情势表明，纠正“国罗”的语音偏差，在共同语里恢复尖团音的区别是大有可能的。但是，新中国的文改机关，很快又被“国罗”派学者所掌握。新中国刚一成立，“国罗”派的元老学者黎锦熙就当上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付主席。不久，和“国罗”派同气相求的满族学者罗常培又当上了语研所的所长，国罗派学者陆续挤进语言文字部门，一步步掌握了“规范”语言的裁决权。从建国初到 1955年汉语规范化会议，虽有些学者提出重新分尖团的意见，但都被他们否定了。1956年到1957年的汉语方言普查，由于国罗派学者的误导，致使许多方言调查员把分尖团的方言错报到不分尖团的方言（笔者对此有调查资料）。这样，罗常培、黎锦熙等权威负责人，又从方言调查的失真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了区分尖团音的人占少数的根据，有了砍尖音更充足的理由。于是在《中文拼音方案》里彻底否定了尖音，把尖团合流定为普通话的标准音，把区别尖团音定为方言。既然国罗派的尖团合流被定为法定语音，国罗派学者的权威地位也就更加高扬，以致于把赵元任、黎锦熙尊奉为“现代汉语之父”。“所有活着的搞语言工作的人都是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都为尖团合流唱赞歌，都从语音简化论的角度来论证尖团合流的科学性。但不论现代学者怎样巧辩，历史将证明尖团合流是国罗派学者的历史性错误。

三、尖团合流的六大弊害
国罗派学者人为地砍掉尖音，合并尖团，对民族共同语的完善和发展绝不是有利，而是弊害多端，捡列六条如下：

（一）、降低了汉语表情达意清晰、准确的功能。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越简捷明确越好，而尖团合流的作用正相反，本来一听就明白的语言，反而所不明白了，比如，有人说“拿jian来”，听的人是去拿 “剑”呢，还是去拿“箭”呢？再比如说：“他要开qiang了！”，究竞是“开枪”射击呢，还是要“开腔”说话呢？这样的例子数以千计，因为520个尖音字变成了团音的同音字，会造成无可计数的同音词，这样的同音字词的大量增加能不降低汉语表情达意的功能吗？另一方面，砍掉了42个尖音音节，正是砍掉了汉语总音节的十分之一，就像汉语的十指砍掉了一指，能不降低汉语的表音功能吗？我们的祖先早就发明了“绕口令”的方法，训练孩子们说话要咬清字，不要“咬舌子”，不要有惰性。国罗派学者却迎和幼儿学语的惰性心理，硬要子孙后代去学“咬舌子”，难道不是把语言拉向倒退吗？

（二）给文字改革和中文资讯的现代化设置了障碍
汉字繁难需要改革，而汉字改革不论是走拼音化的道路，还是走意音结合的道路，数量众多的同音字就是拦路虎。要清除拦路虎，增加音节，分化同音字是最理想的方法，凡是为文字改革动过脑筋的人都会有此体会。而搞尖团合流，砍掉汉语原有的四十二个音节，增加五百多个同音字，正是为汉字改革设置了障碍。汉字改革，可以不必急于求成，但中文资讯的现代化却是迫在眉睫急如星火的事情。尖团合流也同样给中文资讯的现代化处理设置了障碍，因为不论是电脑翻译，还是人机对话……，大量同音字的存在都是令人头疼的事情。

（三）破坏了声母及音节含字量的均衡
乍一看，汉语的每个声母和每个音节的含字量是不均衡的，但若对它作点分类统计，又发现它们的含字量趋于均衡。如：汉语里有声头母23，平均每母含字 368。如果不搞尖团合流，三个舌面音里共有字1075，平均每母含字360；三个舌尖音里共有字1112，平均每母含字369。两组声母的平均含字量都与声头母含字量的总平均值368接近。搞了尖团合流，舌尖音的520字被迁移到舌面音里，舌尖音里只剩下592个字，每声母含字仅有193，而舌面音里增加到1595个字，每声母含字高达532。舌尖音里每个音节含字只有12个，而舌面音里每音节含字高达40个，成了超含量大字节的“重灾区”。只要你翻翻《新华字典》，看一看舌面音和舌尖音的音节含字量，你就会发现尖团合流造成的这种音节含字量极不均衡的情况，你就会感到尖团合流的始作俑者并不比造字的祖先聪明。

（四）破坏了字音和字意与发声学的联系
历经四千年沧桑的汉字，在造字法上有着深邃的构思，每个汉字不仅形、音、意之间相结合，而且形音意又和发音部位、方法、态势、气流等声学原理有密切的联系，字的意象和发声学保持着和谐的统一。譬如：前后的“前”cian，是在舌的最前部发音；前后的“后”hou， 是在舌的最后部发音。再如用来描写声音的洪、细、圆、尖四字，“洪hong”的声道宽阔，气流洪大；“细si” 的声道狭窄，气流细小；“圆yan”的声母是撮口，口型是圆形；“尖zian”的发音部位在舌尖。这样的意象和发声学和谐统一的例字并不是特倒，而是古人造字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凡表示尖、细、小等意象的字，都用和发音部位相对应的舌尖细音（尖音）表示，如纤sian和线sian有细意，“箭zian”有尖意，“星sing”有小意。表示尖、细、小概念的字很少用舌根音和舌面音。拿团音字表示的物象和尖音字表示的物象作对比也能明显地看出来这个差别。如剑 jian和箭zian，“锏jian和剪zian、纤qian和线sian，它们在“尖细”程度上是大相径庭的。古人造字，把字的意象和发声学结合得如此和谐统一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而尖团合流就破坏了这种字音和字意在发声学上的联系，能说不是践踏科学，亵渎古人的粗陋之举吗？

（五）破坏了形声字声符示源的动能
汉字中90％的字是形声字，它们是由形符和声符拼合而成的。“但声符的选择也并非任意的，有很多是在音义关系基础上，挑选具有示源功能的声符”（见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31页），使所选声符蕴含的意义在形声字里再现。例如：扡、钎、阡、纤四个形声字的声旁都是千，千的原始意义现在还不很明白，如果根据它的形状和它属于舌尖细音字两点分析，“千”的本义可能是一端带尖的细杆子。因为用“千”作声旁的字都有尖、细的源意素。如阡，是田间小路（陌宽阡窄）；扡、钎都是一端有尖的细杆；纤sian，有细的意思。而尖团合流之后，原为团音的 纤绳的纤 ，简化为“纤”，用了尖音字的声旁，一则破坏了声旁的示源功能，因为纤qian是绳中较粗者，没有尖、细之意；二则混淆了尖团音两大字系。单纯的尖团合流，很可能只有百年之害，一旦人们认识到区别尖团音比尖团合流更好，把两组字音分开就行了。但是把尖、团音的声符混淆起来造新形声字，危害就更大了。区别尖团音之后，象“纤”、“牺”这样的字音，读尖音好呢，还是读团音好呢？

（六）造成了普通话群体语音的混乱
自古以来，汉民族共同语一直区别尖团音，这是无争的事实。二十世纪初的汉语北方话大众语音区别尖团音，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由各省会员投票确定的“国音”是分尖团的，1931年问世的反映北方话大众语音的“北方话拉丁新文字”也是分尖团的。国罗派学者一不尊重传统，二不尊重北方话大众，借着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左倾思潮搞了尖团合流，其结果是搅乱了中华语音，造成了现代普通话群体尖团音的混乱，即老、男多团音，女、幼多尖音。学界也有了“女国音”（尖音）和“男国音”（团音）的称谓。实际上，“女国音”和“男国音”的分歧，并不能以性别来界定，男性发尖音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混乱完全是由尖团合流造成的。因为社会上广大的群众分尖团，而字典上却把尖音字改成了团音（舌面音），解放前后的几十年间，凡是上学识字的人（男性居多）都按字典的标音发音，学会了发团音，而不上学的人（女性居多）仍然按传统习惯发音，分尖团，有尖音。这是形成老、男多团音，女、幼多尖音的主要原因。最近几十年，男女都上学了，都学习尖团不分的“标准音”了，凡是受团音影响重的人就认为jqx的发音近于舌面中部，他就发团音；凡是受尖音影响重的人就认为jqx的发音在舌面最前部，接近上齿龈，他就发尖音。因为尖音和团音，都是老祖传下来的，活在现代人口语中的语音，你可以把箭（尖音）读成剑（团音），我也可以把剑（团音）读成箭（尖音），谁也没有理由说谁不对。各级电视台的播音员都尽量选取不尖不团的中和音，但这种中合音就像墙头草，不是偏尖就是偏团。于是全国人民的语音出现了全团、全尖、偏团、偏尖以及尖团相混的混杂局面。

四、尖团合流论是荒诞不经的谬论
国罗派把尖团合流的语音定为法定标准音，国罗派及其门派弟子们，就要维护法定标准音，编织尖团合流论。几十年来，尖团合流论成了神圣的教条，就象中世纪的基督教教条一样地统治著语言学界，对此，笔者须做点简单评析：

一曰：“北京音里无尖音”。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北京人的“女国音”就是标准的尖音，就是精系齐撮呼的读音，也就是舌尖抵下齿背发音的z c s的细音。力主砍尖音的国罗派元老黎锦熙先生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只好巧言回避，把尖音叫做“女国音”。其实“女国音”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二曰：“北京音里不区别尖团音”。这句话只对了一半，上文已有论述，1924年搞尖团合流的时候，北京人的尖团音分歧很大。从东北来的以满州旗人为主体的新北京人和受其语音影响重的官场人物及知识分子多不辨尖团，而作为普通百姓的老北京人，特别是不接触官场的家庭妇女仍然分尖团，笔者有调查材料可作证明。如果说笔者的调查属于特例，而京剧界的分尖团应是通例。总不能说北京的京剧演员和京剧爱好者都不是北京人吧！

三曰：“分尖团的方言是少数”。这话是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错误结论。因为1957年的方言普查，得到的分尖团的方言只占北方话人口的20.3%的统计资料是极不真实的。那次方言普查，在尖团音方面，指导方言调查的国罗派学者误导了方言调查员，使许多调查员把分尖团的方言错报成不分尖团的方言（笔者的家乡 ——临沂地区就是典型的例证，笔者为此走访了当年的方言调查员），才得出了那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资料。据笔者几年来的尖团音调查，汉语北方话社区，除了满、蒙地区，其他地区都能找到区别尖团音的老年人。笔者还收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几十种地方戏曲的唱片、磁带、和影碟，几乎各剧种都有区别尖团音的戏曲名家。如京剧的梅兰芳，平剧的李惟铨、豫剧的常香玉，越调的申凤梅、曲剧的海连池，黄梅的潘文格，吕剧的郎咸芳，柳琴的秦怀英，越剧的袁雪芬……。难道说各种地方戏曲的名家的口语不能反映方言吗？说分尖团的方言是北方话的少数，是绝对荒谬的。

四曰：“尖团合流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的”。这话成了国罗派学者的口头禅。当今世界上，除了傻瓜，谁都会说自己的一套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当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振振有词。如果说尖团合流是自然规律，国罗派学者何必对“老国音”派和“北拉”派学者大动干戈，何必把尖团音看成“敏感”的问题，只许批判不许争议？自然规律怕批评吗？从尖团音争论的历史，清楚地看到尖团合流纯属人为，而绝非自然规律。

五曰：“汉语从古至今的发展是逐步简化的”。语音发展简化论，是国罗派学者尖团合流的理论基础。但这条理论不仅颠倒了汉语发展史，也颠倒了人类语言发展史。人类语言发展的真正规律是从简单到丰富，从粗疏到精密，音素和音节是逐步递增的（音素递增规律），音位是不断分化且分布趋于均衡的（音位均衡轨律）。这两条规律是人类语言发展的总轨律。
先看印欧语的发展吧。三千年前诞生的“比波罗”字母只有22个，发展到希拉字母就增加到24个，再发展成拉丁字母就是26个。原始的字母，基本上是一个字母表示一个音位，很少辅音组合和母音组合。社会发展，人事日繁，语言称说的事物日异复杂，音素和音节也就复杂起来。到现代英语里有了大量的辅音组合和母音组合，音位增加到48个，还不能满足语言的需要，又增加了字母的变读和变写来敷衍，哪里有什么语音简化的蛛丝蚂迹呢？

汉语的发展也不例外，上古语音里没有“舌上音”，没有“轻唇音”，没有“娘日”二母，更没有现代的舌面音j q x。其声母的数量很可能和保留古音最多的闽语相类似，大约只有十五音。中古后期，“舌上音”、“轻唇音”和“娘日”二母才分别从“舌头音”“重唇音”和 “泥”母里分化出来，精系齐撮呼（尖音）才从精系开口呼中分化出来。直到近代，舌面音（团音）才从舌根音里分化出来。韵母方面，古代没有ù介音，也没有 er韵母。声调方面，上古不但四声不整齐，而且没有轻声和儿化音。从这些语音发展的事实看，能说从古至今是逐渐简化的吗？不错，汉语从古至今的发展也有消失的语音成分，即消失了浊声母（浊音清化规律），消失了以入声为代表的闭口韵（开音节规律）。语音成分有增也有减，音位有分也有合，但从总体上平衡，是音素增加大于减少，音位分化大于合并，音素递增规律和音位均衡规律占了主导地位。国罗派学者，只看支流，不看主流，一叶闭目不见泰山，为了给尖团合流辩护，就编造了语言发展简化论，而此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按他们的简化论推理，现代汉语应当倒退：g k h 应和j q x合并，zh ch sh应与z c s合并，f应与b合并，n应与l和r合并……，合并成近似厦门话的上古十五音，或者更甚一点，声韵合并为一，象牛或羊那样，只发一个“哞”或只发一个 “咩”就好了，就越来越简化了。语音发展简化论实为倒颠黑白的无稽之谈。

五、民族共同语应当重新分尖团
普通话是规范的民族共同语，而民族共同语语音的规范标准首先要正确。如果标准失误，那是误国误民，贻误万代子孙。笔者认为，民族共同语语音的规范标准应当有四条：
一、具有民族语音的传统性。
二、具有全民语言的代表性。
三、具有发音简捷省力，表音响亮清晰的科学性。
四、总体音素高于方言，超越方言，不能低于北方话基础方言，更不能迁就一个方言点的语音缺陷。

如果用这四条标准来审查普通话，就会发现区别尖团音完全符合民族共同语的条件。所以笔者向学界奋力疾呼：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民族共同语里应当重新分尖团！

看得不是很明白，比如这个“尖团”两音本身的区别不明白——倒是知道了在学术上，普通话与汉音的一个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