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9-10-27金滢坤、周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借着北海道秋高气爽、景色万千的风光，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讲座佐藤錬太郎教授的主办下，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三浦秀一教授、北海道中国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台湾大学中文系郑吉雄教授的协办下，于2009年8月26-29日在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召开。会议由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望月恒子教授、国际科举研讨会筹备委员会会长佐藤錬太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先后发表大会致词。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三十位在科举制与科举学方面颇具盛名的学者出席此次盛会，并宣读了论文，还有二三十位相关学科的日本学者和博士生列席了会议。值得庆贺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张希清教授借此盛会开幕之机，宣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此次大会，主办方组织的井然有序，与会代表都精心准备了论文，发表报告个个精彩，深深吸引了与会代表，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准的学术盛会。

“科举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科举研究日益兴盛，科举学研究也逐渐走向综合化、国际化、理论化、多元化。此次盛会发表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会代表人数虽少，却都是这方面已经颇有声名的学者和个别后进。会议提交的论文与以往会议显著的区别，就是虽然正式提交论文只有31篇（包括3篇提要，王炳照先生提交论文，但未出席），但几乎每篇论文都是与会代表精心之作，文章新意多、视角广泛，是此次大会的一个亮点。会议的主题是“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科举学与策学”、“科举考试制度”、“科举与教育”、“科举与文学”、“科举与阳明学”、“科举与社会”、科举制的历史评价、外国科举制度研究等方面。

一、科举学与策学

这次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刘海峰先生在《“策学”与科举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策学”的概念，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科举学”与“策学”的关系。作者认为“策学”即是为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在解释“策学”之名的基础上，追溯了“策学”的渊源，梳理了从唐代到清代的“策学”发展历程。刘先生还探讨了清代“策学”盛行的原因，具体整理分析了清代丰富的“策学”著作，论述了清代的“策学”理论，总结了“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科举学包含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策学”的研究将促进科举学走向繁荣，为科举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研究领域。

正如刘海峰先生所言，“策学”的研究价值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此次研讨会上，与“策学”研究紧密相关的策问文体演变、策问内容变化、策问评判等有关策问的研究成为会议的焦点。金滢坤《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一文对唐代试策文体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唐代试策的主要结构和要素，分析了唐代试策文体的时代区别和发展变化，认为唐代不同时期的试策文体是在不断地演变，大致遵循了一定格式，但是相对比较宽泛，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往往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文体格式，制举考试更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文章还对有学者主张唐代试策已经有“策文的结构体制”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一观点只不过是把唐代试策众多案例中出现的诸多要素“集优”在一起，才出现了所谓的“试策的形式体制”，唐代制举试策并不存在具体的标准规范。

将策问与经学结合起来研究，也是本次大会的另一个亮点。三浦秀一先生《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一文，认为“性学策”为构成策题的类型之一，与心性学问相关。作者在阐述元末明初策题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科举的“性学策”有着规律性的变迁，经历了尊重编纂本、尊重原作、尊重个人观点三个阶段性的发展，在介绍明代“性学策”个别事例的同时，分析了事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策题内容和论题内容的变化，论及明代性学策的发展变化，以及明代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文章还认为明代科举体制确实让朱子学渗透进入知识人社会，将世人的视野扩展到科举世界，指出“性学策”中的策问与程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性学策”的发展与明代思想史密不可分，要想动态把握明代思想史的发展，探究策问与程策在思想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该文视角新颖，对扩大科举学研究视野在方法上、理论上颇具启发作用。

在试策内容研究方面，吴国武先生在《“策问宜用经义”——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的经学新变》一文中通过对宋初以来试策逐渐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的考察，分析了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经学新变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试策本以时务文对为主，但唐代试策已有用经义抑或专时务的问题，宋初以来特别是真宗朝，试策逐渐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自后，朝野士大夫在策问中提出经学新见成为当时的重要现象：在策题设问中质疑经传注疏，引导举子士人思考前代经学，反映了当时疑古惑今的学术倾向；在策题设问中鼓励议论、创发新说，引导举子士人以治道、义理为依归，反映了当时通经致用、自经穷理的思想旨趣。作者指出科举试试策确实是北宋儒学转型的重要因素，成为真、仁之际经学新变的重要推动力，另外也是古文革新兴盛的推动力。熊本崇先生的《宋绍兴对策两种》一文，对绍兴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的省试对策与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的殿试对策进行了比较，阐述了省试对策与殿试对策形式、内容上的差异。文章还探讨了在试策考试中出现的宋金议和问题上，举子在对策时有奉迎皇帝献媚宰相意志的倾向，绍兴十二年科、十五年科、十八年科、二十四年科均存在同样的倾向，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到了绍兴二十七年科，代之以批判宰相秦桧的倾向。文章指出，与秦桧失势死后王十朋的对策相比，周必大对策中明显迎合宰相秦桧的主张，秦桧是否执政影响到科举太学考试的对策内容，政治动向对举子对策内容有明显的影响。

水上雅晴先生的《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考察了乾嘉时期大量考据学者考中科举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从考官评卷情况变化入手，探讨这一现象与考官重视策问以及汉学官员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从考官对策问的看法以及他们在评卷时如何对待策问、考官注重对策、看重第三场的策问、根据对策质量发掘人才等角度才能理解乾嘉时期汉学官员辈出的理由。作者认为考官重视对策有利于有渊博学识的考据学者考中科举，并指出重视对策的阅卷考官由汉学家官僚继续下去，汉学官僚被再生产。文章还认为取士标准发生变化与乾嘉时期的学风有关系，汉学家官员以“再生产”汉学家官员为目的，着眼于保护和扩大汉学阵营的成员，重视策文的评卷可以说是一个“运动”，支撑了考据学的发展。该篇文章视角新颖，揭示了科举与考据学的深层关系，耐人寻味。

二、科举考试制度

关于科举考试程式、内容、标准等制度性的问题的研究，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制度研究虽然是老问题，但此次与会代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科举制度方面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考试程式变化、判卷标准、科举礼仪、科场法令及武举科、进士与贡士考辨和官年等方面。

在科举考试程式和选举标准方面，张希清先生《“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一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唐五代至宋初的进士科考试标准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四百多年间进士科取舍依据经历了从“公荐”、“公卷”加“程文”到“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演变过程。到宋初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封弥”、“誉录”为代表的完备的贡举考试制度。作者认为正是这种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较好地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普世原则。该文上起唐下迄宋，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贯通性研究精神。鹤成久章先生的《明代会试判卷标准考》则针对明代会试判卷标准问题做了相关梳理考证。明代科举考试虽然规定三场并重，考生必须在三场考试中都取得优秀成绩，才能被录取，然而许多明代文献中记载第一场的“四书义”才是最为关键，其成绩的好坏直接决定考生的最终名次。作者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量《会试录》中收录的《程文》作者名次及其后所附考官“批语”内容的分析，探讨了诸如第二场以及第三场考试成绩的好坏会对考生最终成绩判定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场考试成绩究竟能在最终考试成绩中占多大比例的问题。作者在对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明代考生人数多与判卷时间不成比例、主考官与同考试官不能相互协调、没有明确的选录原则等诸多评卷弊端的结论。程文采录情况也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作者指出明代判卷重首场，明代会试重视初场的观念始于明代中叶，并为清初科举制所沿袭。

科举发展到清代已经走过了一千年的漫漫长路，科举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是与历代统治者维护科场稳定措施息息相关。李世愉先生的《“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一文，利用大量的详实资料论证了清代科举考试中“不准临场条奏”的正式规定的确立实在乾隆年间，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各级官员不准于会试年条奏科场事务；二是乡会试前一个月内，科道等官除迫不及待重大事件外，一般寻常事件一概不准条奏。文章还通过详细例举清代历次对违例条奏者严厉处罚的事例，论证了清政府之所以如此严肃处理，无非是维护“不准临场条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旨在维护科场的稳定，但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科举制度少有变化，只是在制度调整、变化中，求得稳定是清政府变更科场条规的基本原则。作者最后指出：“‘不准临场条奏’，作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制定与推行，体现了清政府追求科场稳定的一贯指导思想。它既是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更是清政府笼络士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更加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科场仪式方面，渡辺健哉先生的《元代礼仪小考——以〈永乐大典〉所引〈经世大典〉为线索》一文，在介绍《经世大典辑本》内容的基础上，首先对其收录的《进士唱名仪》记载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探讨，着重介绍了礼仪中的各项动作及列队方式、唱名场所；其次利用《经世大典辑本》收录的《进士后恩仪》相关记载，对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山呼”和“舞蹈”两种礼仪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元代科举礼仪与宋代存在不同之处，元代唱名仪并不是在大都宫城正殿举行而是在崇天门前广场举行，谢恩仪一改传统君臣之礼，引入舞蹈，皇帝也不在都城内，参加谢恩的进士也就无法向皇帝表达作为臣子的忠诚之心。也说明元代科举礼仪并未完全模仿宋代，汉文化并未完全移植。作者指出《永乐大典》中《经世大典》的佚文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些史料对科举研究本身有益。该文对我们了解元代科举礼仪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北宋进士和贡士考辨的问题，此次大会龚延明先生的《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兼评<皇宋十朝纲要>编撰体例》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龚先生通过对《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五《徽宗朝》进士名目下贡士与进士的考辨，阐释了徽宗朝贡士的特殊含义。文章的焦点是贡士与进士、进士试与贡士试的区别、贡士与进士的划分界限，认为贡士特指徽宗朝实施的三舍升贡法录取的各级学校考试中脱颖而出者，是徽宗朝贡士试取代进士试的产物；徽宗朝共举行十二榜贡士试属于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县学贡士试的范畴，经贡士试合格称贡士及第，经殿试唱名正式释褐，与进士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与进士考试方式和应试人员的构成不同。文章还指出：在徽宗朝并未完全罢黜进士试，有五榜进士试和贡士试同时存在，进士与贡士同存；鉴于进士试入仕身份与贡士试入仕身份的的不同，作者认为《皇宋十朝纲要》将进士与贡士一并收入进士目下不妥，混淆了进士与贡士、进士试与贡士试的概念。文章考证严密，思路清晰，明确了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区别和相关问题。

武举是科举中的一个小科目，容易被学者忽视，何忠礼先生的《南宋武举论略》一文则讨论了在宋朝“重文抑武”国策下，武举的发展脉络和开科情况，丰富了学者对武举的认识。作者指出宋朝的武举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曲折发展，着重阐述了南宋在内外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措施重视武举、加强武备，武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文章认为南宋武举人的来源有三：一是自举，二是官员荐举，三是武学升贡。考试内容一是试义策，二是试武艺，并遵循“以策论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原则。但是南宋武举对武举人的经义和策问考试过严，也影响到一部分有武艺之人的录取。另外武进士沾上文气后，往往也会产生歧视武人的思想，造成他们在军队中的不合群。再者武举人地位低下，杰出之人因而不愿应举，即使踏上仕途也处处受到文臣压制得不到发展机会。这些弊端使南宋武举功用不彰，对国家和社会影响甚小。究其根源仍是宋一朝“重文抑武”的国策，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大为沦落。近年来随着科举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学界也逐渐重视科举文物的研究。李占伦先生的《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岁、科考试文牍发微》一文，便充分利用长汀县汀州镇发现的同治年间六十八件闽省汀州府和长汀县科举考试的官书文件，探讨清代科举地方岁、科试的具体情况，明确了贡、监生应考乡试的身份核验程序及相关认证文书的具体样式；并对文书中记录的用爆竹、风筝等作弊手段进行了说明。文章还利用长汀县试试题考辨了“招复”的多种含义，证实“招复”亦可专指县试末场。作者还认为县试试题出自本县，但须申报学政审核备案。该文无疑利用第一手资料对清代岁、科试的考试内容、程式及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一次真实的还原。

三、科举与教育

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种官吏考选制度，在从隋朝至清朝的1300多年里历史中，一直是联系“学”与“仕”的联系纽带，在甄别“学而优”者的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自隋朝以来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日渐密切，科举考试直接影响、左右了国家和民间的教育。因此，关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问题自然成为科举学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王炳照先生在《科举制与社会教化——以清代状元为考察中心》中指出状元策的书写格式、行文避讳以及书写字体的规定，处处彰显了朝廷的教化意图，显示了皇帝的无上权威和社会等级规范。文章还认为馆阁体规训士人个性，体现了无处不在的教化价值；通过对清代状元策文本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些规制和仪式背后所体现的统治者对士子进行教化目的和初衷，并进一步探讨了清代统治者如何利用这些规定，将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辐射给士人，使其逐渐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目标，彰显了科举的社会教化作用。毛佩琦发表的《明代的国子监祭酒》演讲（仅提交摘要）从国子监祭酒一个神圣的职务、国子监祭酒的出身和选任、国子监祭酒的出路和结局、国子监祭酒与明代政局等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明代书院被视为准备科举的教学机关，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邓洪波先生的《明代书院的科举之会与科举之学》一文，便通过对明代书院科举之会的考察，认为明代已经将书院视为谈经课士、准备科举的教育机关，已是明代的一种普遍共识；当时讲会盛行之世，书院除了“升堂会讲”之外，根据分定课程进行“讲解”、学习之外，还组织诸如会文、诗会、酒会、会课、理学会等各种会事。作者认为这些会事本质是检验书院诸生的学习成绩好坏的，然而明代书院的科举之会的第二层指向是研究会文之道、科举之学，即书院教育的另外一种境界“举业圣学合一”，科举之会的重要内容圣学举业合一、举业心学不二、讲学举业不分道，以举业为安生之“本等业次”。该文对书院科举之会与科举的关系的研究颇为深入，很有启发。宋方青女士的《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一文，则是通过对唐至清科举考试具有法政考试性质的考察，理清了明法科考试从唐到清末考试内容及其变化，认为明法科考试和明代以后的乡试和会试考试都涉及法律内容，科举考试中的策问具有时政考试性质，儒家经典和诏、判等考试内容包含许多当时的政治和法律，都是传统的政法考试。文章还论述了清末废科前后，清政府为了消除科举弊病，科举改革之后，政治艺学策更加关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法律问题，也具有一定现代文官考试性质。作者认为科举考试本身具有的法政考试性质，为科举废止后法政学堂的兴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原有的科举人才成为以法律为主科的法政学堂的重要生源，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政法学堂蓬勃发展。并指出清末的法政教育是科举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继续，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的支配，也使科举废止后的法政学堂成为士人入仕的必然选择。也可反观科举考试具有的法政考试和法政教育性质。

四、科举与文学

科举取士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以文取士”，因此，历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密切，此次会议论文有关科举与文学的高论也不少。加部勇一郎先生的《<镜花缘>的“女试”》，作者从小说作品中选出跟科举有关的内容，对小说情节中“女试”进行考察，讨论“女试”的细节，进而理解小说作者对科举的意识观念；作者用调侃笔法表达了对科举弊端的不满，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人们“既重文才，又要福命”的科举观。文章通过《镜花缘》讲述的才女故事，说明对于“女试”而言，其反映的是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认为《镜花缘》虽然不是对科举本身的否定，但对于应该被选拔的“真才子”的条件，作者迫切希望在制度上进行革新。宋以后士人阶层中逐渐出现了以科举为目的的文社、诗社等文学团体，极大地促进了科举的发展。金原泰介先生的《明末文社之思想及其影响——以几社之八股文为考察中心》一文，重点探讨了几社、复社在评选和出版八股文选本的过程中，无疑反映文社的思想，从而影响到了时代的思潮。

此外，科举与文学关系密切，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科举考试，则深受汉字文化的影响。张亚群在《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支独秀的原因》一文，阐述了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科举考试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深受汉字文化影响；在科举考试中无论从科目设置到考试内容与评分标准的选择，乃至考试及文化的更迭均体现了汉字文化的特征；同时科举考试也影响到汉字文化，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普及化，推动了诗赋与音韵学的发展，促成了书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另外还从汉字文化的视角探析了进士科一枝独秀与汉字文化间的密切联系。该篇论文提出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富于挑战的选题，其尚可探讨的问题还很丰富，希望其大作能开启这方面更多的讨论。

五、科举与阳明学

此次研讨会上科举与阳明学的关系是一大讨论热点。张学智先生在《阳明学与明代中后期的制义》一文通过对明代的制义发展各阶段特点的考察，分析了明代制义文风的变化与阳明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嘉靖时期的唐顺之是明代中期最负盛名的制义家；他的思想受王龙溪的影响，为学以明天机为宗旨；他的文章取法于王鏊之法度谨严，又加入了得于王龙溪的明快自然；他的制义既保持了古文的精髓又融入了时文的要素。文章还认为隆、万以后，王阳明开创的对理学既成规范的突破，对朱熹提倡的“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修养方法的反对，他所倡导的儒学平民化运动，以及“百姓日用即道”中体现的顺适当下的思想，对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强调，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学之士与文士合流的社会思潮对制义影响很大，这也与阳明学有关，这些都通过李贽等人的文章对万历之后的制义风格造成很大影响。作者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对学界的浸染与影响间接影响到制义。钱明先生也从另一个角度谈了阳明学与科举的关系，其《明代科举制与阳明学的兴起》一文对王阳明及其家人对科举的态度以及王阳明兴修书院普及科举教育的史料的考察，探讨了王阳明与科举的关系、科举与阳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认为王阳明对科举制一直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尽管他本人是通过科举登第步入士大夫行列、也曾经鼓励和帮助自己的家人顺利完成科举考试，并且兴修书院、普及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当地科举事业，但这些都是他的权宜之举。文章还指出：王阳明所倡导的其实是游离于正统与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体制与个体之间的自由主义思想，王阳明对科举更多的是持批判校正的态度，他没有选择放弃科举而是鼓励、支持、争取科第试图让自己及其追随者能成为科举的“局内人”进行体制内改良，完善和人化科举制度，并且利用科举这个平台宣传自己主张，扩大阳明学的影响。

六、科举与社会

科举制度自创始以来，就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现实，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极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地区文化的格局。因此，科举与社会的研究也历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成果也颇为丰富，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视野更加微观化、细化，在本届研讨会上有关家族与科举、地方士人社会与地方科举的研究也倍受关注。李弘祺先生的《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一文，从考察唐宋家族结构的改变入手，认为中古时代依靠地望入仕的观念到唐末五代宋初已经破灭，随着宋代科举入仕重要性的兴起，这种情形逐渐被所谓的地方性大家族或宗族所取代，从而出现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家族结构的改变；并指出科举制度对宋代新的家族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个影响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度采用的地方解额的方法，使得中国家族结构不只要考虑血缘关系，也要考量地缘的因素，因此宋代家族组织带有更加浓厚的地缘色彩。文章还认为这种观念的改变冲击了传统的五世而终的士族观念，重视地缘的新型态家族变成了中国后代家族组织的常态。该文弥补了过去学者研究家族、忽略地缘考量的缺陷，为科举与家族关系问题研究注进了新的血液。

元代地缘因素仍然是影响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次大会有两篇文章对元代庆元地区的士人社会的应举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近藤一成先生的《明州?庆元府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丰氏为个案：从丰稷到丰坊》，利用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记载丰氏家族的史料，以丰氏家族为个案，利用大量家谱材料，贯通宋、元、明三代探讨了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展开，考察明代屡出进士的丰氏家族，到嘉靖年间的丰坊才家道中落的过程，分析了丰坊超越常规的举动以及伪造经书是其家道中落的起因，以及丰坊杜撰伪经以及后来清人对丰坊的评价。樱井智美女士的《元代庆元的士人社会与科举》一文，深入考察分析了元代庆元士人登第情况、庆元元初与宋代科举记忆、庆元士人的科举意识。文章认为元初三十年，宋代科举的遗留在新政权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元代科举考试中右旁中第的举人色目人所占比例较多，为其显著特征，这是由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的。文章认为元末江南社会动荡，士人可以通过游学、推举等各种途径入仕，科举入仕的地位下降，加之庆元地区靠近沿海，士人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做官至上的意识薄弱，致使庆元士人在元末科举登第者比例降低。此外，饭山知保先生的《金代科举制度变迁与地方士人》，则在收集相关碑刻、笔记、文集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了金代初期到大定初年的金朝科举、学校制度的特点，及北方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同时对地方社会中各种教育机构也进行了考察。文章还对大定年间到泰和年间（1160-1208）的科举、学校制度改革与地方士人的关系，尤其是州县馆学的普及与进士名额的增加对金代地方士人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还探讨了蒙古入侵后的金朝科举制度与地方士人的动向。文章认为科举对金朝统治下的社会统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士人对金朝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女真人对科举的依存提高，最终促使女真社会安定下来，并普及了与当地士人共识的基础——儒家教养，从而促进了华北社会的民族和文化融合。

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官年”现象也逐渐增多，大野晃嗣先生的《从“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编纂看“明清考试文化”中的“官年”现象》，便利用考生家状，与《进士登科录》、《同年齿录》记载的年龄存在出入的这一情况，论证了明清社会中大范围内存在的官年现象，对陈长文先生《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的研究做了进一步补充，并对陈氏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异议。文章认为官年现象广泛存在于科举考试各阶段的各种场合，不仅是会试、殿试，甚至地方试阶段已经出现的情况；并指出这种官年现象与其说是为了消除特定官职年龄的限制，也许更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以考试文化为背景的习惯来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广泛存在的官年现象也与明清时代上升的科举考试制度密不可分，与其考试文化特点密切相联。

七、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科举制自隋朝创始之后，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选官、政治、文化、教育、婚姻观念、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科举在此期间无处不在。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后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来讲，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多采撷当时清代士人的言论，试图揭示当时人们对科举的态度和评价。人们在评价科举制度时，科举制度的公平观念历来被研究者赞誉有加，这种公平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甘怀真先生在《从科举制论中国文化中的公平观念——以唐代科举制为中心》一文中，以唐代科举制为中心对照了唐宋两种不同的公平原理：唐代科举的“文章干谒”与宋代以后强调客观标准的外部评鉴。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公平原理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唐代士人凭借才华，在自己构建的士大夫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获得声名，最终获得科举功名。作者指出唐代全国性士大夫社会和宋以后地域社会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公平原理，因此新的科举制度无法运用士大夫社会集体产物内部评鉴，而采用匿名、密封、糊名等外部评鉴和客观标注。研究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思的文章也不少。郑吉雄先生在《章学诚“官师合一”说对清代科举的批判》一文中，通过对章学诚“官师合一”思想中对科举隐性批评言论的考察，认为他对当世科举制脱离现实、扼杀人才的不满。文章还从章学诚策问的亲身体验，考察了章学诚在多篇论文中对八股时文评价，并进一步以《文史通义》内诸篇关于官师合一、治教不分、治学切于人伦日用等经世思想，与其关于八股时文的评价互相印证，证明章学诚的这一类言论实隐含对清代科举的批判。文章还说明清代科举制确实存在考试科目与考试范围和出仕之后政府机关的时务训练之间渺无关涉的弊端。类似之作，还有徐兴庆先生《试论朱舜水对科举制的评价》，作者采撷了有关朱舜水言论的十余篇史料：《上山崎镇巡揭》、《答安东守约书》、《答小宅生顺书十九首》、《答小宅生顺问十六条》、《答源国问十一条》、《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答野节问三十一条》、《人见竹洞与朱舜水问答》、《答林春信问七条》、《答吉弘元常问》、及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等，探讨了朱舜水对科举制的评价。该文将焦点锁定于朱舜水的科举经验，包含其参加科举、拒绝应考乃至批评科举的心路历程，撷取朱舜水遗文中论及科举的内容，了解朱舜水对科举制的见解和由此衍生的影响。作者利用遗文，分析了科举弊端与明朝政治颓败、积弊难返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明朝乡试、会试、殿试的大略概况及科举制存在的戕害人才的弊端。

八、外国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后，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朝鲜、越南都在历史上实行过科举制度，其中朝鲜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国家。因此，韩国学者对朝鲜科举制度研究的也很深入。在此次研讨会上韩国学者裴淑姬女士的《宋代科举对外国士人的录取及其意义》一文，充分体现了科举制和科举学研究的国际性，是唯一一篇研究中国古代科举与国外科举联系的论文。作者通过对在北宋时高丽、新罗、朝鲜时期派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的朝鲜半岛士人姓名、经历、留学时间、所受职官、回国后职官的变迁情况，指出宋代政治的开放性，以及宋代科举对韩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并指出高丽在采用唐宋科举模式的同时也依据了自己的国情而有所改革。

总之，本届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三十一篇论文，都是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学术创作，论题新颖。既有缜密的考证，又有开阔的视野，可以说是微观和宏观研究有机结合。老专家名教授不减学术锐气，中青年学者亦各有己见。此次会议的论文及发言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状况与最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通过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他们接触到了一些新视角、新材料、新领域和新方法，这也是会议筹备者与参与者共同努力和良性互动的结果，对进一步提升区域学术层次大有裨益。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研讨会在日本举办，进一步体现出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通过国内外学者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研讨，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一门硕果累累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