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是翟玉忠先生《大商至道：中国商业文明的基础及内涵》一书第四部分“政商论衡”的导言。鉴于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十分重要，我们提前将之在新法家网站发表，略有删节。 中国古典政治学经济学与西方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野在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行天道，而西方当代政治经济学行人道。《老子·第七十七章》释天道与人道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里，损有余补不足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与自然，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黄帝四经·道法》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进一步讲，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生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需要社会或国家整体力量依据自然法则进行调节，以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假定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会自动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要求社会或国家尽量少地干预。
据说是商圣范蠡老师的计然指出，治国的关键在于“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然后制定相关政治经济政策。他说：“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大意是：国君按照流通货物的道理去获取利益，不一定要亲自去做它。应该注意百姓有什么不足，以及有什么多余，然后颁布命令去为他们谋利；至于把诸侯吸引过来，遵循法度办事，任用贤能之人，奖励有功，都只是这些政策的延续效果罢了。只有这样，才可能国富兵强，永久不衰。）
具体反映到经济方面，政府要主动调节市场的平衡。越王勾践曾问计然，为何在丰收之年，仍会有贫困乞讨的人的人呢？计然回答说，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就不一样，正如同母异父之人，一举一动都不同一样，所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陷入贫困，关键在于维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体平衡。于是计然提出了他有名的平籴理论，就是开官市，使买入粮食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这样，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农夫与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上说：“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即计然——笔者注）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具体反映到政治方面，因为人的政治能力的不同，所以国家要“守法度，任贤使能”，就是公正地选择官员。《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记载说，越王勾践问计然，为何他年纪不大，却精于政事。计然回答说，人天生就是不同的。聪慧人的后代当是品德高尚的，而不聪慧人的后代当是狂妄放荡的，这就好像桂树的果实长成桂树、桐树的果实长成桐树一样。先出生的人未必什么都知道，后出生的人也未必什么都不了解。所以，圣明的国君不依据年龄的大小来挑选官吏，有道的人进用，无道的人黜退。这样，朝廷里愚昧的人就会一天天减少，聪明的人一天天增多；国君是无私的，他所奖赏的只应该是有功的人。上面说：“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作：“越王曰：‘何子之年少，于物之长也？’计研曰：‘有美之士，不拘长少。’”这里的计研即计然。）
在经济上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以中国古典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概念），在政治上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以中国古典政治学中不可能有自由公民的假设（概念）；关于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假设符合西方的宗教传统，却不符合社会现实。当西方逻辑学将这些假设推向思维的峰顶时，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西方学术的这种本质弱点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特别是在社会人文领域！
可悲的是，即使在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甚至已经威胁到人与自然的平衡的今天，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仍为中国太多的学者所遵奉。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理论上逻辑上自洽的，我们就可以对某些基本假定的荒唐熟视无睹？难道仅仅因为西方学术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范式，我们就可以忽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天之道！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类别无选择！
本文摘自新法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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