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

  : 郭英德

　　先师启功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家、书画家和诗人。但是启先生曾说：“我终身的职业是教师，而且主要教授的是古典文学。”（《启功口述历史》，页70）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启先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集中谈谈启先生是如何读中国古典文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以此作为对先师的记念。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重视吟咏背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跟中国古代许多学有所成的文学家、学术家一样，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特别讲究吟咏背诵。
　　启先生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当他的祖父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吟诵东坡诗词的时候，那优美和谐、抑扬顿挫的节调就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觉得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乐曲，这使他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饶有兴趣地随他祖父学了好多古典诗词，他自己也常找些喜爱的作家作品阅读吟咏，背下大量的作品，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他仍能倒背如流。所以他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启功口述历史》，页195，页47）
　　除了吟咏背诵之外，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特别讲究句读之学。启先生15岁至25岁时，拜在戴绥之（名姜福）先生门下，阅读古书，从“五经”念起，把《诗》、《书》、《礼》、《易》、《左传》都点读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学习古文时，启先生准备了一套清人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戴老师让他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一连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启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点读了萧统的《文选》和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
　　唐人《资暇集》卷上引稷下谚语说：“学识何如观点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仔仔细细地标点数十部古书，进一步为启先生夯实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直到晚年，启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标点就是学问，有一分学问，就有一样标点。”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也是启先生一生的座右铭。启先生常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当有人问他怎样成为大学教授时，他回答说：“自强不息。”
　　启先生这种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持之以恒，终生不渝。晚年他眼底黄斑病变，几乎失明，但还是常常借助于高倍数的放大镜披书检读，孜孜不倦。前几年我拜见启先生时，就常常看到他案头放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薛雪的《一瓢诗话》等书，用高倍数放大镜吃力地阅读。有时夜里失眠，两三点钟醒了，启先生就坐在床上，拥着被窝读书。
　　2001年夏秋间，年届九旬的启先生阅读了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的新著《乐章集校注》、《苏东坡词校注》、《清真事迹新证》后，给薛先生写信说：“昨日具书时，大著肄习尚未终篇，夜间犹未终卷……一日半夜，拜读仅三分之一，目眚难医，但不能阻向学之心。”（薛瑞生《大星没去光犹在――悼念启功先生》，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34）
　　启先生的这种“向学之心”，一生不殆，尤其钟情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阅读。可以说，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启先生的生命所系、灵魂所注。
　　
　　传道、授业、解惑
　　
　　启先生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上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更是专职教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侧重于讲授古代文学作品。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注重细读作品，既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又广征博引，如数家珍。比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先生先板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后解释什么是知己，就是知意、知情、知心；怎样做到知己，就是通意、达情、交心。这两句诗传达出诗人的心声，也是对友情的信心，对挚友离愁和眷恋情绪的慰藉――分手了，情不了，人长在，谊永驻。两句诗是真、是诚、是信、是情，道出知己愈久，情谊弥深。于是启先生又板书“有情有义”四字，并说：这是做人的真谛。人与人有情有义才会成为知己，所以“知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陆希廉《聆听一课，铭记至今》，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29~130）。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城阙辅三秦”，通行本作“辅三”，别本作“俯西”。启先生大量列举习见的旁证，举重若轻地说明“城阙”的确可指“登楼所见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称。如“京”或“京城”是首都的专称，但《左传》里所谓“京城太叔”的“京城”，就不是郑国的首都。“魏阙”、“宫阙”、“陵阙”成为帝王的专称，但“城阙”就不一定了，杜甫《野老》诗“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钱谦益注“两京同南都，得云城阙”，实际上这里的诗意分明说的是城上驻军吹的号角声，注重在城，而不是注重在都（《也谈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启功丛稿・论文卷》，页135~139）。这样一来，就将不太好讲的诗句讲清说透了。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总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常常能发前人未发之微。启先生讲《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的“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他说，“霜林”应该是红色的，作者怎么不说“总是离人血”，而说“离人泪”呢？这是因为过分渲染反而失真，用词就得恰如其分。离别时，人总免不了要流泪的，说“离人泪”染得“霜林醉”，这就可以了，而不必说“霜林红泪”应该是“离人血”，或者是“离人颈上血”，那就太夸张了（郭志刚《启功先生治学》，《启功先生悼挽录》，页77）。
　　启先生讲课往往就是这样，从最简单的道理入手，深入浅出地揭示诗文作品的本质特征，往往三言两语，点中要害，其余的就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例如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魏晋六朝人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大体如此。”真是一语破的，言简意赅。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还常常借题生发，妙语连珠。如谈到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启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说：“你看，放翁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李军《乐育敦行堪世范励耘奖学唯吾师》，《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83）
　　谈到音韵时，启先生说四声是自然之声，是“天籁”，比如驴叫也有四声。说到这里，启先生便以驴叫的声音模仿四声，博得满堂笑声。启先生还举出证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三国时王粲平生爱听驴鸣，死后埋葬时，曹丕率众人吊唁他，建议在他的墓前学驴鸣以祭祀他，于是众人“皆一作驴之鸣”。王粲是著名的诗人，他爱听驴鸣，不就是在揣摩诗歌的音律吗？这样的讲解，也许仅仅是“容或有之”的，但却体现出启先生的奇思睿智。
　　其实，启先生不仅擅长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对如何讲授中国文学史也有许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一部中国文学史分成先秦段、两汉段、魏晋段、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词，讲宋词的不能讲清词，如果讲了，必定有人会说你超出了范围”。于是出现了“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的现象。启先生对这种现象始终不以为然，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分段教学，好比吃鱼，吃鱼才讲究分段。但一条鱼从第几片鳞算中段，又从第几片鳞算后段呢？这显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没有绝对的标准。他又打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个笑话，一个人中了箭，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只给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断，就算完成任务。中箭的人问他身内的箭头怎么办，外科医生说：“找内科医生去，那是他的事。”这样简单地分科行吗？（《启功口述历史》，页124~125）因此启先生认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应该融会贯通，而不应该画地为牢。
　　

　　总之，启先生精通教学艺术，他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于“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启功先生悼挽录》，页146）。作为一位教师，启先生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语言风趣，循循善诱，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有人称启先生为这个“家”那个“师”的时候，启先生总是谦虚地回答：“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是教书，我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启先生一生热爱教师事业，耐心细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处处体现出一位著名教育家的风范。
　　
　　知之、好之、乐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启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享受无穷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
　　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既有精意覃思的专著和严谨厚实的论文，也有潇洒自如的随笔札记和风神摇曳的诗章（如收入《启功韵语集》卷三的《论诗绝句》、《论词绝句》），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这里只选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诗词格律研究，二是《红楼梦》研究。
　　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思考与斟酌，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到20世纪60年代撰成著作，一直到“文革”后才得以问世的。这是启先生的用力之作，直到本世纪初启先生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大半生精力。
　　前人对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平仄变化，大都凭死记硬背，刻板模仿，缺乏主动的、深刻的了解。启先生经过多年的精心实践和深入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声律“竹竿”理论。启先生指出，如果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根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就会发现：五言格律诗的A句式“仄仄平平仄”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字而来，B句式“平平仄仄平”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C句式“仄平平仄仄”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D句式“平仄仄平平”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可以看出，五言格律的形式，就是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取得来的，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就可以了。
　　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以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启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每两个音节比作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至于五言B句式首字不可更换，是因为如果换成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了。
　　把极其繁复的诗歌声律，简化成一个明白易懂的“竹竿”理论，这不是饶有趣味的乐事吗？这一“竹竿”理论是启先生别出心裁的发明，它不仅便于区别、记忆诗词律句，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蕴藏的声调特征。因此，它不但适用于五言句和七言句，也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不但适用于格律诗（包括词），也可以通用于对古诗、骈文、散文、史书的声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启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红楼梦》注释本。由于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作注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启先生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所以后来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并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
　　关于启先生《红楼梦》注释本的价值，北师大教授予天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大家可以参看。我这里对《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在治学精神上的特点，作一点补充。
　　在《读红楼梦札记》中，启先生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启先生对《红楼梦》所写的扑朔迷离的年代及地点，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启先生还结合《红楼梦》对人物的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启先生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
　　这篇文章和《红楼梦注释序》主要指向一个内容，就是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启先生认为，曹雪芹笔下所有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呼，还有其他所表现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符合清代满族的习俗的，即使实写，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习俗。这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
　　启先生凭什么敢说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呢？文献学研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说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版图这么大，你说哪儿有什么东西很可能真有。现存的文献这么多，而且地下还在不断发掘新的文物，你说有，没准什么时候发掘出来就真有了。但“说无”是很难的，你要说古代没有什么，千万要谨慎，这是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大忌，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是不敢轻易说“无”的。
　　启先生犯了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忌，但却犯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一结论凭借的是他丰厚的知识，别人没有他这种知识。启先生从小在满族大家庭中长大，对满族大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等了如指掌。他不仅熟悉这些，而且喜欢了解这些，关注这些，所以他敢于说“无”。
　　以雄辩的事实还原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这是启先生“红学”研究的过人之处。启先生的这两篇“红学”文章，直到现在还是经典研究文章。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启先生这种“无法之法”的治学之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结语
　　
　　启先生学识渊博，曾戏称自己为“杂货铺”。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打过比方说：启先生有个百宝箱，他是高兴时露一角给人看，谁也没见过这个箱子里到底藏有多少宝物。现在启先生带着他的百宝箱走了，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这个百宝箱的全貌。我这篇短短的文章，也仅仅只能揭开百宝箱的一角。
　　启先生在学术研究的多种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颜渊曾经感慨他的老师孔子的学问之大，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我也想用同样的话表达我对启先生永远的景仰。
　　但是启先生却始终保持谦虚的品德。他曾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老想着说，我是博士，他就什么也不是。有人称启先生为“博导”，启先生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启先生去世前一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采访者说别人称他“大家”如何如何，他说：“你能飞吗？不能。这说明你还是不行。”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启先生，主持人一上来就列举了他的许多头衔，启先生用一句话就轻轻拨开了那所有的桂冠：“这叫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
　　是啊，启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辉煌的学术成就，更是超拔的人格力量。这种超拔的人格力量，正是我们最应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