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5)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
可能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实际上推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也由于我国汉语界的许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阅读外语原著，以致我国语言学界某些人仍对外国理论采取排斥态度。而且，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一部份人中间，越是外语不好，越有排外情绪。当然，我国有些懂外语的人在介绍国外理论时有时没有选择精华，深入浅出，结合汉语实际，致使有些人觉得外国理论深奥，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责任。其结果是现在海外华人（包括从大陆移居海外的学者）在借鉴外国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陆前面。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他们的著述有：（1）美籍华人屈承熹著：《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华人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为美籍华人；（3）南开大学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份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适用于汉语分析的国外新理论，一般总是在国外首先试用。各国都有研究汉语的队伍，以华裔学者占多数。他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他们身在国外，最了解国外的新理论，并且抢先使用于汉语，他们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论适用于汉语，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值得大声疾呼的是，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听任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国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业大、夜大、函大、电大等基础课程，没有时间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提高业务水平；加之离退休人员增加，脱离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事非专业性工作；其结果，不仅海外华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过我国大陆，外国人对汉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过我国。例如，美国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　］著有922页的巨著《汉语音韵学手册》［①ｇ］（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1992年），独联体的Ｃ．Ａ．斯塔罗斯金博士（1953―　）著有724页的巨著《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没有读到国内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不论如何，外国人能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国内这几十年出版过篇幅这样大的音韵学专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