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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汇报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眼前景色，正和这唐诗所唱的一样，若把那古历换算过来，年年5月立夏一过，按常理说，布谷鸟这时就要回到中原来了！
我的老家把它叫“割麦种谷”。但汪曾祺不这么叫：
听到一种鸟声：“光棍好苦。”奇怪！这一带都是楼房，怎么会飞来一只“光棍好苦”呢？鸟声使我想起南方的初夏、雨声、绿。“光棍好苦”也叫“割麦插禾”、“媳妇好苦”，这种鸟的学名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也许是“四声杜鹃”吧……(《录音压鸟》)
汪曾祺的家乡苏北里下河一带，布谷而名“割麦插禾”。是的，沿今日之京沪高速公路南下，从淮安到扬州一途，经宝应、兴化与高邮地界，现在那里依旧是稻麦间作。
贾平凹的《古炉》记布谷是这样的：“麦子说黄就黄了，开始有算黄算割鸟在叫。这鸟也是自呼其名，狗尿苔却一直不知道它长的什么模样。”狗尿苔不算主人公，属于“中间人物”，但确乎是《古炉》里贯穿全场看全景的一个小人物。
听听，陕豫鄂交界山区的商洛人曰布谷为“算黄算割”。
布谷是麦子的信使。我没有考察过它往北最远的界限，可年年望它从淮南来，越过黄河还急急的飞，“何处是归程，长亭更断亭”。李白的词句用于它觉得也颇相宜。这几年布谷迟来，但郑州仍然早于冀中。前年单位搞活动，集体去白洋淀踏水看新荷，旅游客栈依着滨水的“孙犁纪念馆”，在芦苇的青纱帐深处住了两夜，天天早上听群鸟啁哳，有类似布谷的声音很急却音连很长，约莫是六声或者八声。导游站在船头上讲“呱呱”和布谷的故事，说布谷自己不做巢，却抢先在“呱呱”结在芦苇头上的鸟窝里下蛋，傻“呱呱”孵出了小布谷还不知道。出淀那天，是2009年的6月2日，华北大平原的百里金堤之外，收割机正开始入田割麦。这时恰好迎风飞来一只布谷，它正是我熟悉的四声一度的“割麦种谷”。《白洋淀记事》里，孙犁在《麦收》中写布谷――
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的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子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
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的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一声叫着：
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看看，算上我的老家南太行地区，布谷的声音，已经有了四种很不相同的文字表达。在如今几乎是人手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布谷完全就是杜鹃，一对一，很强势，一点也不含糊。但老一辈的人文学者贾祖璋，他在民国年间完成的《鸟与文学》，还把杜鹃与\鸠区分为两种。我有时翻他的书，还参考古人的书和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书，结果糊涂得很，始终不能把两者与布谷区分清楚。连贾祖璋自己也由衷地感叹说：“杜鹃鸟的别名真多，在旧记录中，恐怕它要算名称最多的一种鸟类了。在它那些分歧繁杂的名称中，有一些是属于神话上的，有一些是拟似鸣声的，有一些是各处各地的俗称；又以声音讹转的关系，同一名称，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因此愈见纷杂繁复。”经他累积的考证，作为\鸠的布谷，共有24个异名；而杜鹃，“在中国文学上极有地位、而名称繁复到有42个……”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鸟与文学》，已是此书的第五版了。
《古炉》好看不好看？被其表面琐碎而散漫的文字所纠缠，我的感觉是儿童守着在盆子里耍沙子，一捧一漏的，但就是玩不够。我奇怪，为什么远在秦岭商洛地区的方言土语，竟然有那么多和远隔千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我老家南太行一带的方言相同？我想起身边不断有文字的痴人，欲通过《红楼梦》里的用字用语，例如“厮跟”和“杌子”，盲人摸象式的企图来考证曹雪芹和古怀庆府的地域关系。这些年，固然文学不景气，但我的周围还是接连出现了若干部特地用郑州或孟州等本地方言写作的小说。局限于作者的才情、学识和眼界，不能说写得好。而且，其中所谓的方言，是同音字不加选择而任意代用的多。如果现成的一时找不到，作者会随心所欲地造一个来，隔靴搔痒，鱼目混珠，令人觉得反而不舒服。方言被排挤于书面语言外，被弱化的时间太久了，人们当下的跨地域流动太频繁，电视又占据着市民和乡村文化的主要空间，在如此的环境里，以至于现在的中年人还勉强会说一点点正宗的方言，但苦于已经找不到书写的正确方法了。三十年前还不是这样。当年的生产队隔天要记工分，记分员不过是好使唤的在校学生。完全用土话记，不会写的字由大人教，例如“薅草”而不叫“拔草”，“担粪”而不叫“挑肥”。这样一比较，《古炉》显然好，高出远不止一等。作家精心选择，偶尔使用少数的方言，在行文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择字精准，有源流，很老到。如相对于旧时代官府组织的“祈雨”的活动，他把乡民自发的活动写成“乞雨”，用心区别，很准很传神。
于是又想起了鲁迅。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说过：“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家乡风土的小说，就用了若干绍兴的方言和土语。如《肥皂》，四铭给自己的老婆买一块香皂回来：“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关于这个“汇”字，叶圣陶议论过，认为非常贴切。其中的妙处，他说：“我知道而说不清楚。”还有《故乡》中的“狗气杀”等等。戈宝权在为地方研究者所著的《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作序时就提到，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过《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作者是谢德铣。而忠实又优美地记录一地的风土，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作家能力和水准的标志。清人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又以一己之力辑《广东文选》，他在文选的序言里深情地有感而发：“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我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
晚年的鲁迅，欲安静地来写小说与散文，作文学史与文字史，已无可能。可是，在他去世的头一年，发轫于1934年夏天的大众语运动，兼及文字改革，这场讨论再次吸引了他。他先应曹聚仁的提问而表态，意犹未尽，遂又写了一系列文章，重点自然是《门外文谈》。当下我重读他的文字，可明显觉得此刻的鲁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随主流，大张旗鼓地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可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与文豪的他，难掩自己从骨子里溢出的，对于文字和文学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恋。他深爱民族文字，沉潜关注着文学的走向：“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转回到眼前来，――资讯时代的文学，以小说创作为代表的传统的文学向何处去？相对于异军突起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和微博，蕴藉地表现人性，展示丰富心灵的传统文学，当前应该负起整理文字与汉字的责任，使汉字的魅力再度发光而吸引新人。方言难懂乎？鲁迅曾希望在旧方言的盘点中加入新的，李氯诵词忻裆辖帧耙蝗阂焕恕庇导纷抛撸而不用熙熙攘攘；贾平凹说农闲时的村民，闲的“五脊六兽”。我们单个人，虽然不一定是成都人和商洛人，但一眼就可以意会并觉得无比亲切。
（何频 2011年5月1日于郑州甘草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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