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教育 汉语本无时态形态上的区分，说“明天我走”，大可不必写成“你明天将要闻去”，像流行歌曲里的唱词。倘表现虚拟或条件，只诉诸词序、语助词或前置词即可，动词并无变化。譬如，“一看就有数”、也不必写成翻译体，“如果怎样，于是将如何如何”，汉语仅用语气词或仅靠词序前后便可确定。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并无形态，词性也可以灵括转变。“声音冰冷”不必写成“冰泠的声音”、“匆匆地跑来”不如“匆匆跑来”，“他气急败坏地宣告”，“地”大可不必，“更换著指挥捧”究竟是更换还是换了，“著”总归多余。汉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宾语可以提前，“晒太阳”和“老爷子晒太阳”都不可能误会为太阳被晒了。汉语调和词组大可直接联缀，毫无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词或虚词滥用，句子长而不当，或本可点断却莫名其妙连缀一起，凡此种种，把汉语弄得不伦不类，文学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设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文论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又进一步加深了现代汉语的这种危机，因为他们的研究大都以西方语言和用西方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为依据，生硬照搬到汉语文学中来，自然弄出一种夹生的翻译体。
老一辈语法学家对白话文的规范自然成绩很大。面临新的汉语文学语言，语言学的研究似乎一筹莫展。我妄自以为，倘将古汉语和当今活生生的口语加以对比，而不必套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会归纳出一套更符合汉语特性的现代汉语语法，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也可另辟途径，因为现今的语言学理论都从欧洲的几种语言出发。这种译介如果不同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对比，很容易导至汉语西化，而对于汉语的语言这研究至今似乎尚在门槛之外。
我并不反对从西方语言中引入新词新概念，乃至新句法，但以溶化到汉语自身拥有的结构中为宜。我写《灵山》一种现代汉语便以此作为一条原则。我并不认为固有的汉语足以表达现代人的一切感受，也不话为汉语已无可能进一步加以丰富，只不过语言上想有所创造，不能不先有点扎实的汉语功底。
可我也不主张回到古汉语中去，原则上甚至反对运用典故或已经僵死的成语写作，即使有时专为追求某种文体，如同《灵山》中个别章节，也还避免堕人陈腔老调，因为古汉语的词章之美毕竟代替不了作家自己的创造。
对晚明小品的提倡，或对老舍的模仿，似乎是另一种倾向，不能不说是非常纯正的汉语，但我以为这种语言也已成为历史。用老舍的语言写老北京市民尚可，写到现今北京的年轻人显然不够用，至于描写现代人的心理活动，就更困难了。
我主张用活的语言写作，现今人讲的口语新鲜活泼，是文学语言一个丰富的源泉。民间口头文学，诸如相声和评弹，以及未经文化人套用五言七言的格式规范过的民歌，指的是原始的录音记录，我都从中发现一些灵巧的构词和极为复杂的句式，譬如太湖吴语地区民歌中的叠词和甩句便包含许多机制，能大大丰富汉语的表现力。我还认为，各地方言中有许多语汇较之规范过的普通话更传情达意、譬如川语中相当多的语汇，那怕不是四州人一听也能领会，无需多加改造，便可进人文学语言。方言中某些语汇、构词法和句法，运用得当的话，都有助于丰富现代汉语，《灵山》中便做了不少试验。
我在找寻我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从冯梦龙和金圣叹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也远超过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前者将活的语言入书，他编辑的子夜吴歌，那活生生的语言同我的朋友马汉民收集到的民歌录音同出一辙，句式灵巧复杂，令我惊叹。而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则把书本中死的文言变活，他论述的文字朗朗上口，且回环曲折，那些大长句子起伏趺宕，却又极为流畅。它们都是语言高手，对汉语贡献之实在，远非官文道统文字所能比拟，虽然他们在中国正统文史上的地位历来被打入另册，恰如小说大家施耐庵、曹雪芹、刘鄂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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