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方教育 漢語，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語種，就說這種語言的人數而言，有沒有充分表述的自由？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其次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壓力，從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約束，然後才是這語言自身的問題。一個作家寫作原本只面對語言，卻不得不先應忖這話多擠壓，使勁去突破，這實在是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多餘的負擔，往往弄得狼狽不堪，以至於到面對語言的藝術的時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說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於一位熱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談語言藝術的通俗的小冊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本想為我自己的那些難以發表的小說開道，沒想到我那些小說依然難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輾轉了五家出版社，後來又弄到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也還出不來。相反，倒是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冊子，招來了一場所謂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大論爭，給我自己惹了許多麻煩不說，還把不少朋友乃至一些關心我的老作家諸如巴金、夏衍、葉君健、嚴文井、鍾惦斐等都牽扯進去，王蒙因為就這本小班給我寫了封公開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說，在中國奢談語言的藝術也真叫難。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編輯找我，約我寫一部長篇，問我能不能實現我關於小說的那些主張？我當即答應了，但只有一個條件，出版時不作任何刪改。這便是是【靈山】的由來。應該說，他並不知道這部小說會寫成什麼樣子，只是出於對我的信任，之後又從出版社預支了我四百元稿費，因為我說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時。我已經開始受到批判。我構思這部作品的時候，就已經預感到不可能出版，為了補償這筆不多的稿費，我想到時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個了結，這便是我最後的心理負擔。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門事件之後，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給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煩、於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性寫成這本書，也還得力於我那戲【車站】的禁波。既然這麼一出生活抒情喜劇尚演變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一個靶子，我正着手的這言之無忌的數十萬言的長篇豈不更釀成大罪？於是索性解脫那社會、民族、倫理乃至於所謂作家的責任和與生俱來的所謂原罪，只面對我這母語，老而不衰的漢語，從容寫來。
我以為一個作家，只對他的語言負責。他盡可以革新創造，甚而至於信口開河，言之無物，玩弄語言，卻必須尊重這語言本身擁有的規律、否則便無藝術可言。
『五四』前後，白話文運動以來，古老的漢語獲得了新生，能夠更為貼切表達現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一大批傑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個文體家，卻把漢語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弄得面目可憎。當今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負與文學主張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為便是發揮漢語本身擁有的功能，使之足以並且更為充分表達現代人的感受。這也是我寫【靈山】的一個意圖，以此表晚這語言還有再創造的餘地。
我也難以忍受另一種歐化的漢語，將西方語言的詞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納入漢語，弄得不堪卒讀。首先來自一些粗糙的譯文，隨後又進入到不少文學布品中去，竟被不僅西方語言的某些論者加以提倡，誤認為是現代文風，連病句和文理不通也當作新潮，再海闊天空，加以詮釋。殊不知，無論是見克特的簡約，還是羅蘭、巴爾特的鋪陳，對語言的再創造也好，卻或藉文本自行鮮說，他們用的法語都十分純淨。
對所謂語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導致漢語的複雜與混亂，未必可取，儘管這也是爭取自由表述暗難以避免的一個階段。經過這段躁動，也該孕育出一種新鮮的漢語。而這種複雜，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現今漢語語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現代漢語，語法學家加以規範時，大都藉助西方語言的語法，用西方語言關於詞性與句法的觀念來解釋，忽略了漢語自身結構的特點。這固然有助於漢語教學，編寫供外國人學漢語的教科書，或推廣普通話，離漢語文學寫作還相去甚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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