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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教育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类字根本不是在创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字，而是在为原字加注与所表示的词义有某种联系的明显的外形标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即是在改造借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它的出现，纠正和扼制了汉字借音表义的某些偏差，进一步强化了汉字的表意性。过去有些学者以为，假借字上追加义符就是最初的形声字，形声字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在向表音化的方向迈进，其实不然，这种字的产生恰恰是在强化汉字的表意性。
总之，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阶段，即在一个有特定音义的借字上，加上具有显示或联想词义作用的事类符号的阶段，还不是有意识地造形声字。第一，因为自觉的行动往往以自觉的认识为基础，自觉的行动往往需要自觉的认识、自觉的理论的指导。而此时的形声理论还没有形成，人们还不可能有创造形声相依缺一不可的真正的形声字的意识。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来自觉地支持造字者造真正形声字的创造实践。第二，因为此时的“借字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的字，意义均在借字，事类符号只有标志和指示作用，对于表意来说，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但假借字改造的结果，对真正的形声字的出现有启发，尤其是当人们已不明文字的历史来源，看不到字的核心部分是个假借字的时候，往往只会看到这类字的一部分与字音有联系，另一部分与字义有关联，由此有可能启发人们自觉地创造这样的形声字。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举证以上例子，只是想证明，一些词初用假借字，后来才对已记录了该词的假借字加以改造，追加了类属标志。这个后来追加的类属标志，起初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标志，真正记录词的音义的符号仍然是假借字。我们无意于证明某个词何时代用做假借字，到何时代假借字追加了类属标志。因为，要翔实地证明文字使用的时代性，不能靠传世古籍，需要连续性的出土数据及碑刻文字，而且还要大大增加本文的字数，所以，本文没有在这方面严格地纠缠。例如上述第“6”例来说，我们作如此解说，只是证明先用假借字“牟”，后用加类属标志的“、眸、侔”，并不在于要说明“、眸、侔”出现的具体时代（下文所引“共――供、恭、拱”等传世古籍材料，也是同理，后不再赘言）。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在本文中虽然尽量使用出土文献，但是也使用了一部分传世古籍，而传世古籍使用文字的时代性是不一定可靠的。就以上述的“牟（〈〉、〈眸〉、〈侔〉）――、眸、侔”例来说，传世古籍《诗经》中未见“眸、侔”二字，但是《大雅・思文》的“来牟”又作“来”。比如许慎《说文解字》“来”字下引《诗》作“来”，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朱熹《诗集传》都作“来牟”。虽然许慎在前而陆德明、朱熹在后，但不言而喻，这是个版本问题，不能说明“牟”、“”出现的具体时代。再结合《孟子》来说，《孟子》一书中出现“牟”、“侔”二字，但“眸”出现了5次，都在《离娄章句上》，如“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32]；字出现了1次，如“今夫麦，播种而i之”[33]。是不是“眸”、“”就是当时的用字，是不是由此就证明“眸”、“”二字就出现得很早呢？没有连续性的出土文献的排比，我们便不能轻易断定。再如，甲文已有“杜”字，但传世古籍《毛诗・豳风・鸱^》“彻彼桑土”[34]却不用“杜”而用借字“土”（《韩诗》作“杜”）；金文已有“往”字，但传世《诗经・大雅・板》“及尔出王”[35]各家却不用“往”而用借字“王”。总之，要确证假借字和后出本字（该假借字后加类属标志而成）二者各自存在的时代性问题，我们要面对有许多复杂的文字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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