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甲骨文网 三
1904年是《铁云藏龟》刊行的第二年，当多数文史学家对这本石印书上细小古怪的文字还只是觉得非常新奇，而少数学者（其中有的是声名遐迩的文学学家，如章炳麟）则抱着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时，被学界公认是晚清最杰出经史学家的孙诒让却已经写成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例》[25]，他已受到近代新学的影响，学术上较少保守习气，故能在古文字学上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
90余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是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的，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似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其主要成果：
（一）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最根本性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认识这种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只是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来作研究，所释读的甲骨文有100多字是正确的，如干支中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重要的名、动词。所以在甲骨文识读上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孙氏未能释出“王”字，以“王”为“立”，又将“贞”读为“贝”，因此他未能通过识读甲骨文字来正确地说明甲骨文的性质。
甲骨文字考释在孙氏后有一个飞跃，造成这一飞跃的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已增加到571字。郭沫若曾盛赞本书之成绩，言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26]。罗氏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尤熟识金文，因此他能在文字的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而且注意紧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更多地注意文通义顺，同时已开始注重对甲骨文字作偏旁分析，所以他在考释文字中所采用的方法是较进步的，他的一些做法对后来的甲骨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罗氏的成绩在于释读了卜辞中一些常见的字，因而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但要真正读懂卜辞就必须识读一些构造复杂而不易与金文作直接对比的文字。而要做到这一步，仅依靠小学与金石学的功底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任务自然即落到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新见识、新的科学的文字学理论素养的学者身上。在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学者中，唐兰与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２
1934年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字，其方法是将自己做过精细考释的74个字一一作分析[27]。其中最为学者熟悉的、成功的考释如“释屯”、“释秋”、“释＠③（艰）”等。在对这些难字作具体考释过程中，他实践了自己在另一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古文字学导论》[28]中所提出的考释古文字的三种科学方法，即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较）、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偏旁分析法。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其它古文字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40年代前半叶，于省吾刊行了他的《双剑＠④殷契骈枝》初、续、三编，共三册，考释了甲骨文字、词98个。他严格遵循释通一个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29]，每考一字又必详举有关辞例，使其结论在辞例中未有阻滞。他所考出的“屯”、“气”、“岁”等字已为不易之论。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于氏的《甲骨文字释林》，以极谨慎的态度将以上三书所考文字作了精选，只保留了54个字词。书中还收入了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新收获，如对甲骨文中表示农作物名称的文字所作精细的辨析等。在本书中他还提出了关于“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中有一些象形字本身即带有３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创见。
50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有张政ｌǎｎｇ＠⑤、裘锡圭等。张政ｌǎｎｇ＠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先秦古文字与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均极熟谙，在做字形比较时得心应手。他将功夫下在那些与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有极密切关系的文字上，一字识破，往往会使数条卜辞得以读通。如他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30]一文释甲骨文中与众人农作有关的字“＠⑥”为裒，认为裒从臼，臼亦声，有刨土、捧土二义，但以刨土之义为主，裒田即开荒造新田；同文并考释了其它一些疑难文字，并由裒字之释论及裒田之制度，进而引申到对商代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尽管学者间对这个字还有不同读法，但这篇文章分析字形之严谨，考查音韵之平允，特别是联系辞例解释字义时的旁征博引，都将甲骨文字研究置于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裘锡圭的甲骨文字考证在方法上与张政ｌǎｎｇ＠⑤有许多共同处，特别是也重在攻克一些难度较大而且对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甲骨文字，而考释的结果多被学者们认同，创获尤多。自60年代初发表《说甲骨文中的“五刑”》[31]，到90年代，已发表的考释文章有数十篇，每出一文必有新见[32]。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5000余个殷墟甲骨文字中，已有1000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这1000多个字虽只占一小半，但多属与理解文义有关的较重要的字，从而使多数卜辞的文义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
在殷墟甲骨文字考释成绩方面，还应提到有关的重要工具书的出版。
这方面的工具书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仅列举字形，不附考释，重在字形检索。例如1920年王襄编著的《ｆǔ＠⑦室殷契类纂》（1929年出增订本），可称第一部甲骨文字典。重订本正编收957字，超过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380多字，每一字后皆附原辞，且除“正编”外还另设“存疑卷”，收尚不能确识的字，另有“待考”收不识之字。这种做法常为后世古文字字典仿效。其缺点是未注明所引字的原辞出处。1934年孙海波所编纂之《甲骨文编》由哈佛燕京学社印出，比王襄《类纂》进步的是已在每字下标明出处，字形皆从原著录书上摹写，较为准确。1965年此书出了增订本，“正编”收字达1723字，“附录”达2949字，在文字释读上更吸取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应用非常方便的甲骨文字典。但此书编纂不够精细，有不少摹写的错误，包括一字分为二或二字合一，或因增减笔划而变形等情况，所引卜辞原文亦有的不准确[33]。195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曾出版了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
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第二类工具书是集释型的。不仅开列字形，而且于每一字详列诸家解说，故极方便于研究。此类书较早的是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34]。此书据《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所收甲骨文字辑成，对每一个字引用诸家考释，并加作者按语，评价外亦有自己新见。这不仅有利于初学者，而且对于甲骨文专家学者也是必备之书。不足之处在于所收资料未能涵盖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学者的新说。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松丸道雄与高＠⑧谦一合作编纂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实际问世是1995年初）。其特点是每一甲骨文字均摹写原篆，备列截止于1988年底（个别至1989年）的诸家字释，书后详附文献出处。所收诸家解说细到发表于各刊物上的论文，凡此期间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均收入其内。其贡献应充分肯定。1996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4册，编纂亦历经10余年，因晚出，故所收诸家见解较齐备。
亦与甲骨文字考释有关但重在检索甲骨刻辞内涵的工具书，有日本汲古书院1967年出版的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在字头下收录有关刻辞，相当于一套甲骨卡片，特别是成功地编制了符合甲骨文字构造体系的部首表。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体例仿《综类》，内容以《甲骨文合集》等书为依据，比《综类》更丰富亦更严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甲骨文通检》（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又开创了按甲骨文专题分类检索的新体例，已陆续出版了四分册，即先公、先王、先妣、贞人（1989年），地名（1992年），天象（1993年），田猎（1995年），第五册职官人物即出，第六册祭祀尚在排印中。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专题性研究极有裨益，于资料建设方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甲骨刻辞的分类与断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安阳殷墟正是此时期内商都所在。在这里出土的以商王室卜辞为主的甲骨刻辞按理说亦应持续存在于上述200多年的时间内。此间商王朝共存在8世12王，显然，为了深入研究商史，了解商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之真情，便不能将分属不同时期的甲骨刻辞囫囵使用，必须先作甲骨刻辞的断代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科学的史料。
在殷墟甲骨刻辞发现后最初的二三十年中，释字尚为研究者们主要的目标，1917年当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时，他已参考罗振玉的见解，提出了以称谓定王世的办法，并依此法推断了武丁、祖甲卜辞。1928年加拿大籍传教士明义士在其所纂《殷墟卜辞后编》的序言中已不仅采用称谓定时代，而且注意到不同时代的字体特征。其独到处是将后来被董作宾定为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即现所称“历组卜辞”）断为武丁或祖庚、祖甲时代[35]。此阶段虽已有分期的初步尝试，但还没有分类的概念。所谓分类是将甲骨卜辞按某一（或几项）标准划分为若干组类，然后在分类基础上确定每一类卜辞主要存在的时代，亦即断代。
称谓是卜辞断代的重要标准，但称谓在多数卜辞中不存在，且有异代同称之情况；而字体（指字形结构、书体）虽可用来作分类标准，但标准不特别明朗，字体的差异在不少情况下要靠对卜辞文字特征的熟悉来体会，操作性较差。这就需再寻找一种涵盖性较强的分类与断代的标准，在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做出贡献的是董作宾。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在小屯北地“大连坑”南端发现四版比较完整的大龟甲，皆是卜旬卜辞，每句卜辞中“某某日”卜后、“贞”字前一字有多种，董作宾否定了此字为地名的可能，明确提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他称之为“贞人”[36]。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显然，凡见于同版的贞人必曾同时活动过，其年龄不会相差太远。那么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贞人可由同版卜辞中的称谓知其时代，则见于同版的贞人都必当属于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远。在此种研究的基础上，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见于同版、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并具体举出武丁（即第一期）、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构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指第四期，第五期大部分卜辞亦不录贞人）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而确定了他的五期说[37]。董作宾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除以上所提到的世系、称谓、“贞人”外的其他七项断代标准，即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但这些标准的内容多是在五期已划分出来后，对各期卜辞特征的归纳。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无贞人、无称谓（或有称谓而不明朗）的卜辞，可以借鉴有贞人卜辞的文字（字形、书体）与文法特征等来断代。
现在看来，董作宾的五期说尚有不少需修正处，如径将王世、期别与贞人集团相统一，似乎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并不符合实际，如董氏定为一期的贞人有的可能已进入祖庚时期，即他所定的二期。另如他所定的10项标准中之坑位实际只是甲骨出土的坑号与其具体地点，并非考古发掘中甲骨出土的灰坑之地层关系、坑内堆积情况及甲骨共存关系等。
董氏的五期说提出后，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直到今日，一些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书中专辟两章论述甲骨文断代。陈氏的新贡献主要似有以下几点：
1.将董氏“贞人集团”这一虽有以贞人分类意图，但在字义上侧重于贞人关系的概念发展为“组”，如将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贞人集团分别称为“宾组”、“出组”、“何组”（明确为廪辛时期），虽仍是讲贞人（陈氏称“卜人”）的组合，但在同文中已提出了“宾组卜辞”、“何组卜辞”的概念，从而进一步靠近了以贞人作为卜辞分类主要依据的观念与做法。
2.在董氏所提出的几组“贞人集团”的贞人外，又检出了＠⑨组、子组、午组贞人，并明确分出了“＠⑨组卜辞”、“子组卜辞”、“午组卜辞”；同时将董氏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定为四期文武丁卜辞的子、＠⑨、午组卜辞划定在武丁时代（武丁晚期）。日本的贝V茂树、伊藤道治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中亦将＠⑨组、子组卜辞定为武丁时代[38]。陈氏是在独立研究后才看到日本学者文章的。
3.在他认定的武乙、文丁卜辞中检出了贞人“历”。
陈氏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的以贞人组分划卜辞类型的做法，为进一步更科学地在分类（分组）基础上作卜辞断代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同时他在确定子、＠⑨组卜辞时代时已注意坑位情况（堆积状况及卜辞共存关系），运用田野考古方法，这对后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陈氏断代工作的遗憾是，他仍称“武丁宾组卜人”、“祖庚、祖甲出组卜人”、“廪辛何组卜人”，虽有很好的分类研究方法，但仍把贞人组与一二个王世共始终，把分类与王世、分期混一了。因为同一类卜辞未必仅存在一个（或两个）王世，一个王世也可能会并存不同类的卜辞。
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在陈梦家所作工作之后最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⑨组与子组、午组卜辞时代的进一步论证。1979年林ｙúｎ＠⑩《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39]一文发表，根据子卜辞（含陈氏子组、午组卜辞）与宾、＠⑨组同版关系、同坑现象及子卜辞出土时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陈氏的子、午组卜辞属于武丁时代。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在T53(4A)层中发现7片刻有＠⑨组卜辞的卜甲，而根据T53(4A)层在遗址里的层位关系，可知其相当于小屯南地早期偏晚，属武丁时代晚期，由此证明了＠⑨组卜辞的时代不晚于武丁晚期[40]。
分期断代研究另一重要进展是“历组卜辞”概念的提出与对其所属年代的研究。1977年在讨论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的年代问题时，李学勤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即董作宾所定四期武乙、文丁卜辞）[41]，并从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有共版关系诸方面论证了历组卜辞非武乙、文丁卜辞，而应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的卜辞[42]。这一见解，无疑是对董氏五期分法所作重大修正。与此同时，李学勤还提出了“无名组”（即没有贞人名的卜辞）、“黄组”（主要是指董氏五期卜辞，有贞人黄及其两位贞人，依字体相近同而共组）的概念。这样即将殷墟王卜辞分成了7组。“无名组”虽未有贞人，但仍是以贞人作为分组出发点的。至此，殷墟甲骨文的分类已较完整形成按贞人组分类的构架。
历组卜辞如提到武丁至祖庚时期，则又必须要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何在这段时期内会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于是1984年李氏继续提出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统说，即一个系统是宾组一出组一何组一黄组，另一个系统是＠⑨组一历组一无名组[43]。对于“历组卜辞”时代的新说，现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赞同，但认为尚需作更科学的解释与补充；另一种则持反对意见。两种意见展开了较激烈的争论。1981年裘锡圭发表论文[44]，认为历组卜辞按称谓可细分为“父乙类”、“父丁类”，并举出数例说明历组卜辞与宾组及出组早期有许多占卜事项及人名重复相合，支持了历组为武丁晚年至祖庚时期卜辞的观点。甲骨卜辞中固然有异代同名情况，但隔上几个王世占卜事项仍多相合、人名亦过多相合总是难以解释的，所以裘文是相当有力量的。1984年林ｙúｎ＠⑩著文[45]按字体将历组卜辞分为两类，同时按型式学原则依卜辞字体及其演变对全部卜辞作了更细致的分类，提出了诸如“＠⑨历间组”、“＠⑨宾间组”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以贞人分类与以字体分类两种原则的综合使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系统说作了更加细致的表述。
1991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出版，1994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书皆是博士论文，均支持两系统说，同时不同程度地对此说作了更具体的解释、发挥与修正。
以上赞同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并持两系统说的学者，在按贞人分类的总原则下都又进一步按字体趋势探讨某几类间的发展过程，建立像“＠⑨宾间组”、“＠⑨历间组”的概念，实际上是肯定诸如＠⑨组与宾组间、＠⑨组与历组间必定存在着兼有两组字体特征的卜辞，认为书体也有类似于古器物诸式间存在的渐次形变的规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在实际检查卜辞时，找出类之间过渡的“组”基本上是依靠观察字形特征与书体风格的感受，故而确实有标准不尽严格与难以掌握的问题。因此，不赞同历组属于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因而也不同意两系统说的学者对按字体分组表示了否定意见[46]。坚持历组卜辞仍应属于武乙、文丁时代的学者还有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获得的地层关系资料，即历组卜辞中有“父丁”称谓的一类（林ｙúｎ＠⑩所谓“历组二类”），皆出于中期第一段（屯南第3段）至晚期地层，未见于早期地层；而历组卜辞中有“父乙”称谓的一类（即林ｙúｎ＠⑩所谓“历组一类”）皆出于中期第二段（屯南第4段）至晚期地层[47]。
迄今为止，对于历组卜辞所属年代范围，研究者间尚有不少分歧，然而历组年代应提前的说法及相关的卜辞两系说毕竟是建立在对历组卜辞内涵深刻考察基础上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极大地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